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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荣获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那天
2015-11-02 | 来源: | 【 】【打印】【关闭

  201592一早,我就打开电视机等待观看中央电视台转播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抗战老兵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直播节目。突然,我家的门铃响了,走进两位我原所在单位——国土资源部的同志。他们手捧一个盒子,面带微笑对我说:“康老,因为您腿脚不太方便,我们受组织委托来您家为您颁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正在此时,电视机里出现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30位抗战老兵一一颁发纪念章的画面,单位同志也马上为我佩戴上纪念章。瞬时,家里响起掌声,我手捧着这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潸然泪下。激动,感动,自豪,光荣,一语难表。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机里播放颁发纪念章的仪式,习主席的讲话,句句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10年前我曾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我又荣获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在这举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回想起自己艰难的革命征程,回想起无数的革命先烈、亲人、战友、同志…… 

追寻梦想  奔赴延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年青的时候,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腐败无能,大半个中国沦陷,我的家乡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也被日寇侵占了。1937年的一天,日寇飞机在把什村上空盘旋片刻后,地上的坦克和军队就进了村。当时,我父亲康海明领着我和外甥云全孝往东沟跑,躲进煤矿洞里,第二天天亮后我们才回到家中。日寇进村后杀鸡宰羊抽大烟,还打骂村民,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匆匆向西,向包头进发。 

  目睹日寇的侵略,那时我的梦想就是想抗日救国,绝不当亡国奴。当时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都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奔赴延安。在早年参加革命的大哥康根成、二哥贾力更的影响下以及父亲母亲的支持下,1939年冬天,我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那一年我才15岁。那一幕幕情景,回想起来,犹如发生在昨天。 

  从我老家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把什村到延安,一千多里路,靠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还要经过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岗哨,一路充满危险和艰辛。离开家的那一天,父亲康海明把我送出察素齐镇,前方的路靠我自己走。我绕过了日寇的碉堡,穿过铁路,朝着向南50余里乌兰夫同志家乡的一个名叫小里素村走去。天快黑时,我们住在一个叫七七(赵戈锐)的贫农家中。第二天天亮后,我们起身往小里素村走。护送我们去延安的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同志带着我们往黄河边走。冬天的黄河,冰结得又厚又硬,我们踩着冰往前走,每走一步,脚底下打滑,不知跌了多少跤。 

  过了黄河以后,国民党军队士兵从碉堡里出来盘问。护送的同志带有证件,回答说我们要去西安,国民党士兵就放我们通行。好不容易到了陕北省神木,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见我和同伴年小体弱,借给了我们三匹马,真是雪中送炭!我一下子感到组织的温暖。走累了,我骑上马,感到轻松了许多。从土默特左旗到延安,一路上我和同岁的小老乡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脚底磨出了血泡,苦不堪言,但心中有目标和梦想——延安,什么苦和累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延安在我们心目中是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我们天天走,天天盼,盼望早日到达延安。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看到巍巍的宝塔山,清澈的延河水,我和同伴们无比兴奋,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延安后,组织上先安排我住在招待所,后来与其他同志一起搬进窑洞。因为我从未见过窑洞,刚住进去时总担心泥土会从窑洞顶上掉落下来。时间一长,窑洞顶上并没有掉下泥土,这才放下心来,不再害怕了。住了一段时间,觉得这窑洞冬天暖和,夏天凉快,逐渐对它产生了好感。 

延安女大  刻苦学习 

  19402月起,我开始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特别二班学习。女大始建于19397月,校址在延河岸边,紧靠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和八路军总部王家坪。这是毛主席为党培养女干部而倡议创办的惟一一所女子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次延安之行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于1939年初指示中共绥远省委:选送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学习,参加革命,参加抗战。从1939年夏天开始,先后有一百多名蒙古族青年陆续来到延安,其中包括乌兰夫的女儿云曙碧等。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的学员来自全国27个省。学员中,知识分子占80%,军人、工人和农民等占20%,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14岁。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和类型进行编班,编为普通班、高级班、陕甘班和特别班,总共编成13个班。我当时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又是从国统区来的,因此被编入特别班。除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学习文化。文化课有语文、算术、自然等。 

  当年女大的校服是列宁式的灰粗布制服,领子两边配有红五星,紧袖口。按规定,每个学员每年发一套棉军服,一套单军服。由于物资短缺,后改为每两年发一套。棉衣单衣破了,我们缝上补丁接着穿。1940年下半年,女大发给我一床白粗布被,我特别高兴。我们住在半山坡上的窑洞里。党中央对我们女大格外照顾,我们睡的都是木板床,而其他学校则是土炕。我们学习在山坡上,黑板挂在树上,老师讲课,我们坐在小板凳上做笔记。我们用的笔是树枝或筷子绑上一只钢笔尖,墨水是用染料兑水制成的,用草纸订成本子。我们有时候听中央领导人的报告。毛主席曾经来女大礼堂讲过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心里非常激动。尽管听不太懂他那浓重湖南口音的话,但从他那有力的手势和丰富的表情中,我基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从19397月创办到19418月结束,短短两年多时间培养了1000多名女干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曾说: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创新、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 

  从延安女大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为妇女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还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校友会,校友们定期聚会,回顾延安那段难忘的岁月。现在,健在的校友越来越少了。 

  因抗日战争战事的需要,我于1941年秋提前从女大结业,到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学习。我在女子大学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学到了很多知识,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 

身肩重任  无线通讯 

  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的前身,是成立于1932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1935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与陕北无线电训练班和红二十五军无线电训练班合并成为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入校后,我主要学习无线电收发报知识,后来又学习了特种无线收发报务知识,由苏联专家授课,内容包括苏联新式收发报机的使用原理、方法、维护以及电报加密,等等。 

  1942年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延安枣园中央机关苏联专家无线电台工作,专门负责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正式工作后,在苏联专家的领导下,我和其他五位报务员在电台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以保障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抗日战争和国际共运的交流,并保证党中央与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然而,由于苏联专家电台工作人员少,与莫斯科又有五个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几乎都在深夜工作。而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电台功率小、信号弱、不稳定,联络起来非常困难。 

  我们的工作纪律非常严格,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每人负责好自己份内的事,互不交流。我清楚地记得,与我张家口地下党组织电台的联络,苏联专家只交待联络的时间、规定的频道、彼此的呼号以及对方如遇危险时的警示信号。不过,我知道在张家口工作的报务员是我通信学校的同班同学,所以每次通联后,我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成功通联说明战友安全,我们还在共同战斗。 

  然而,19426月末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通后对方抢先发报,而且几度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当她发完报后,我听到的不再是平时工作结束后的习惯信号“GB”(英文再见的缩写),而是十分急促的三个“V”字的电码。这是对方按约定示意我,她正处于危急状态。我顾不上关机就跑到电台领导那里报告情况,并将收到的电报交给领导。之后,我曾多次按时开机守候对方,每次都无果关机。对方到底怎么了?成了我刻骨铭心的挂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我才从一位时任张家口地下党负责同志那里得知,我的同学被侵华日军秘密杀害了。那是我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的也是最不希望得到的答案。听到消息后,我无比悲伤,泪流满面。 

  在延安中央机关苏联专家无线电台工作虽然非常紧张,但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苏联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我们的抗日战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在与他们的朝夕相处中,我不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业务知识,还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常用俄语。70多年过去了,我今天还记得特瓦里西(同志)、斯特拉丝维杰(你好)、丝吧西吧(谢谢)、达斯维达尼亚(再见)等常用语。 

努力工作  甘于奉献 

  1943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和走向胜利的阶段,我们收发电报的量大增。为适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是年春天党组织调我到中央军委三局无线电台工作。 

  中央军委三局的前身是中革委通信联络局,始建于江西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改称中央军委三局,其主要任务是,保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军和全国各地的通信联络和情报搜集,同时负责为全军和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无线电人才。中央军委三局坐落在延安城西北枣园乡裴庄村,南距党中央、毛主席长期所驻的杨家岭仅十余华里。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军委三局组建和新建了抗日根据地的各级通信部门和通信分队;建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组建了无线电集中台、无线电总台、通信学校、通信材料厂等单位,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挥。毛泽东曾经形象地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周恩来则称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我调入中央军委三局工作的第一天,在门口就见到了当时还不认识的王诤局长。他当时穿着一身破旧的八路军军服,非常朴素。在参加欢迎新同志的大会上,主持人说请中央军委三局王诤局长讲话时,我才知道他是局长,没有一点大领导的样子。后来,在工作中了解了王诤局长的许多故事。 

  中央军委电台实行报务主任值班负责制,我们每人都由一位报务主任带班上台。我们报务员虽然只看到电码,不知内容,但可以看到报头上的等级,例如平报“A”,急报“AA”,万万火急“AAA”。有时情况紧急,报务主任,甚至队长、台长都来上机。有时甚至八路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或总参谋长叶剑英都来电台直接下达命令或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这一切使我们报务员深深感到工作的重要和肩负的责任。我们每次上机都集中精力,把发来的报准确地收过来,把发出的报清楚、准确地发出去。 

  我发报平稳、清楚、好抄。为此,我曾经值过发全台报的班。如有重要的电报,我就要呼叫点名。当时有9家电台每天有固定的收发报时间,发报时一个电台一个电台地叫到,发报后再一个电台一个电台地问收得怎样?如有抄不上的我就再重复,直到全抄完。遇天气好时,发后一问,各家都抄得完整,给了收据,真痛快!再见时,对方也都发来鼓励的友好术语,此时我感到无比髙兴。尽管那时的工作环境很单调,但无线电台报房里嘀嘀哒哒的通报声,犹如动听的交响乐。 

  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期间,经同乡乌兰夫的女儿云曙碧帮忙联系,我结识了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的于占彪。云曙碧介绍说,于占彪同志陕西省旬邑县原底乡孙家村人,1928年参加西北著名的旬邑起义,1930年参加陕北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了陕北的肃反,参加过红军的东征西征援西军战役。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内蒙古战斗过五年多,参与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曾任中共绥蒙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等职……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经双方组织批准,我们决定在1943年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日举行婚礼,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乌兰夫主持婚礼,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代表组织致贺词。 

  1943年秋天,我奉调到中共西北局党校学习,19442月中央决定把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我便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是我参加革命后时间最长、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学习,收获很大:首先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其次,认清了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第三,增强了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总的感觉,两年的党校学习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理论水平上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延安精神  代代相传 

  19456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关中分区工作。随后一直转战在西北的解放战场,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解放西北的战斗。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学习、工作、战斗了六年。回顾历史,中国革命把最辉煌的一段历史留在了延安,正是那最辉煌的年代,延安把我一个不懂事的蒙古族姑娘锤炼成为一名革命战士。 

  光阴荏苒,岁月流金,90岁的我回想起70多年前的那场为了中华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仍然激动不已,作为一名蒙古族抗日女战士感到骄傲和自豪。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衷心祝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请共和国接受一位蒙古族抗日女战士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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