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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地质工作后的片断回忆和故事(许宝文《我的一生》连载三)
2016-11-29 | 作者: 许宝文 | 来源: 部机关离休干部 | 【 】【打印】【关闭

19586月我们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抱着一颗尽快投入国家经济建设热潮的心情赶紧回国,我们地质系的同学由于有两个暑期参加实习所积累下来的几千元卢布的积蓄,都积极响应大使馆的号召,自费买了回国的火车票。我用十分低廉的价钱,将我的心爱的高级立体声全波段带多速密纹唱机的收音机卖给了苏联同学,高高兴兴地回到北京。很快就接到地质部的工作调令,经过部人事司的分配,我被分配到地质部物探局工作。由于我在苏联学习和实习都是做的有关石油勘探的事,我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当时负责石油物探的构造处工作。这正合我的心意,我也就从此开始了我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事业。58年我国石油勘探虽然已经全面展开,但还没有取得战略性的突破。而当时的地质部正在松辽盆地进行大规模的油气普查工作,还有中国和匈牙利的技术合作队。所以,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幸运的目睹中国石油勘探发展主要历程的人。虽然我的经历仅仅是宏伟的中国石油勘探史中的一个小点。但我的成长确实是和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紧密相关。我的工作片断回忆也主要是在这个领域中的某些事而已。以下,我将分别记载某些在我的记忆中占有较深印象的事,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排列, 也便于大家看到我的成长过程。现在我已经想到要写的事,大概有以下十几件:

一、记我的第一件物探工作

1958年的夏天,我们这批被国家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读书的年轻人终于毕业回国了,我和陈滋康一起被分配到当时的地质部物探局技术处工作。我是在630日报到的,老沈是当时的处领导,先是要我审查一篇物探杂志的来稿,记得是讲水下四极法的工作的文章。没有几天,老沈又极其认真地找我谈话,要我立刻做好出差的准备,任务是带着全套电法仪器尽快到郑州为解放军进行一项工程地质勘探的物探调查。我在冯沛南同志的领导下,立刻到东郊仓库领取了仪器和电缆、电极、电池等等必需用品,连夜买了去郑州的火车票,第二天早上就到规定地点,郑州金水河路的河南省军区招待所报到。可是大队人马已经到了黄河北岸的新乡。要求我们即刻到那里报到。同时也告诉我们,昨天夜里黄河铁路大桥已经被洪水冲毁,火车不通了,只有到花园口坐船过江。我们俩不敢怠慢,由军区提供的卡车直奔花园口。到那里时间已经是下午了,赶上渡船渡江过去。这是一条大约有三、四十米长的木帆船。渡江的客人都在甲板上席地而坐。我是初出茅庐,不知高低。一上船就觉得很新鲜,东张西望的,觉得很好玩。可是整个船的气氛,却不是这样,尤其是船老大的那股紧张的神色,让我也感到有点不同寻常。不多久船就逼近江心,船老大和水手们更是紧张万分,时不时地大吼一声,一会儿把帆升起,一会儿又把帆降下来或转方向,同时,又大声疾呼地要客人们坐好,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候我才知道今天的黄河不同往常,汹涌的洪水既然能把大铁桥冲毁,又何尝咱们这条小小的木船呢!没有多久小船闯过了主流,逐渐向浅水区靠拢,我们的渡船终于靠了岸。我们将仪器装备拿到码头上,一打听,最近的火车站叫“詹店“离这里尚有数十里地。老冯要了一辆高脚牛车。它的车轱辘的直径足有一米多高,三头牛拉,一个赶车的车把式,就把我们这几个人和装备一起拉走了。这十几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晚上,一路上摇摇晃晃,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地走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但是却发现每个村落的晒谷场上都是灯火通明地开着大会。这令我十分惊奇,只觉得国内老百姓政治热情高,当时哪里明白这是“大跃进“的狂热,因此,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

第二天一早,到了詹店车站,爬上火车,很快就到了新乡,赶到集合地点,这是一个靠近剧场的旅馆。见到了负责人,领受了任务,匆匆忙忙地赶到工地开展测量工作。这时候,我才发现有许多,大约十来个身穿军装的苏联军官是这项任务的事实上的负责人。因为,我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所以他们也觉得很高兴,有时也相互说几句话客客气气地一起工作。原来他们是在为一项军事工程选址。他们先看,我们就在他们选中的地方进行地电阻率测量,这样从新乡的郊区开始一路北上,分别在安阳、邯郸、石家庄、保定等地的几个地点进行工作。有的时候因为运输车辆的限制,我们这些在最后离开工地的人,只能步行回到住地,最远的一次我记得大概有80里地,但是当时精神饱满,觉得自己学到的东西,为国家建设派上了用处,心里十分满意,尽管累一点,也不感到苦。再者,我们在农村工作亲眼看到农民的生活还十分贫苦,农村小孩大多数都是凸着一个大肚子,这是因为营养不良,以稀代干,以菜代粮的结果啊!我们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多走点路又算什么呢?

至于业务工作,对我来说都是学校学过的,操作仪器也能基本胜任,但是在组织工作方面,老冯确实驾轻就熟,令我十分佩服。老冯将每天的工作,人员的组织,交通运输等等,安排得妥妥贴贴,所以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回北京后,即刻整理出报告,要我独自送到地处建国门的海军总部,工作人员要我直接交给一位貌似技术负责的苏联军官,他仔细地看完了我们这个报告,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电阻率的单位是欧姆米。他会问出这个这个最最基础不过的问题,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好在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学校考试中的一道典型题。我就不慌不忙地从欧姆定律开始,一步一步地证明“电阻率”的量纲,只能是“欧姆米”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这位军官对我打量了一番,问我在苏联哪个学校读的书,当他听说我是莫斯科大学的,也就不说话了,并且客气地与我握手告别。

前几年,我们几个人在夏国治同志的领导下,开始编辑“二十世纪中国物探”一书时,我们向老物探征求老照片,冯沛南同志给我发来了一张我们坐在牛车上的照片,这让我兴奋不已!现在将这张照片也一起发布在此,作为我对这一次有趣的经历中的一个纪念。谢谢 !老冯!

二、为苏联专家当翻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曾经派遣了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来中国协助我国进行建设。记录在史的156项中的每个项目都有过苏联专家的参与。地质部门根据中苏两国关于合作进行油气和矿产普查的协议,也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其中包括了不少地球物理勘探的专家。如诺维科夫,他是专长于固体矿产的物探工作的,曾经是1958年以后地质部苏联专家组组长,另外还有一位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专家皮亚特钦,是地震勘探专家。他的工作重点是在郑州的华北(第一)和在南京的华东(第六)石油物探大队,经常往来于这两个地方。因为当时华北和苏北地区是地质部石油普查勘探的重点,所以局里也经常要我们到那里出差,参加讨论会,到野外了解实际情况,所以就和他接触比较多。又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地球物理勘探,一些专业名词的翻译比他的专职翻译要准确一些,所以,只要我在场,我就成了他的翻译了。休息的时候,他也愿意和我攀谈一些家常,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可惜那时对拍照不那么重视,所以也没有留下照片,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了。但没有多长时 间,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到1960年的春天,他们都被召回国去了。由于我们相处都很好,在北京火车站站台上相互告别时都有点伤感。一年半时间并不算长,但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上的琐事不说,有几件事关中国普查油气的事,还是应该如实地记录下来的。

在当时的严酷的国际环境下,苏联的物探仪器、专家的经验对我国物探事业的发展确实功不可灭。如在广袤的华北平原里,航磁和重力测量划分出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沉积盆地,究竟应该先从那个盆地着手,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象选择有误,就会拖延突破的时间。由于华北平原的经济政治地理的重要性,国家极其希望首先在这里取得突破。所以,在物探普查的基础上从1956年开始就选择了几个重力高进行深井钻探。大家都希望重力高是地下沉积构造的反映,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但结果是由于没有地震勘探资料的佐证,这批参数井都是打在被剥蚀的古老地层的隆起上,没有取得任何油气藏的信息,让许多人感到茫然。甚至在有的单位冒出来要批判“华北无油论”的动向,在石油地质和物探的技 术队伍中让人感到紧张。要知道,57年的“反右”运动,在许多单位都冤枉了许多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现在又有人要在技术问题的讨论中给人扣“政治帽子”,实在是让人心寒。但是,皮亚特钦并不受到这种威胁。他根据各种物探资料的综合,在1959年 明确提出在众多的盆地中应优先选择“济阳”和“黄骅”凹陷为重点,因为根据已有资料,这两个凹陷面积最大,碎屑岩沉积厚度最大,建议将为数不多的几个地震队集中在那里开展区域普查,拉大网,抓大鱼,以发现有利的沉积构造和构造带。这些建议得到了顾功叙先生及其他同志的认可,并且付诸实施。结果在第二年就发现了以东营、义和庄和黄骅凹陷的羊三木、大港、祁口等一系列可能的储油构造。而且很快地在东营的华8井取得了突破。

在苏北,由于这里是水网地区,地震勘探遇到了困难。 打炮井的汽车钻进不去,仪器车也是步履维艰。皮亚特钦对此并没有感性认识,只是强调要多上队伍。大队领导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出了用人抬肩扛的办法,用人工手推磨式的钻机代替汽车钻。在讨论的过程中,我这个“翻译”遇到了很大难题。譬如一系列政治术语应该怎么翻,什么“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啦, “在党委领导下,围绕中心任务”啦,“抓住重点”“兼顾一般”啦,等等。让我这个担任同声翻译角色的人感到很费劲,他也不时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最令我惊讶的是,他对主持会议的大队党委书记说,“咳,中国同志讨论问题时,哲学太多了!”从我在俄罗斯生活5年 所了解的他们的性格来猜想,他是对我们凡事都要思想开道,前后左右分析利弊,分清难点和关键……感到迷惑。就俄罗斯人的性格而言,办事应该是简单明了,说干就干,领导下命令,大家去执行就是了,何必如此唠唠叨叨。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既有两个民族文化的差别,但是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大跃进”时的一种“言必有政治”高谈阔论、夸夸其谈重于实事求是的特殊现象。

在阜宁县蛤蜊港的野外考察。这是1959年 的春天,我们到苏北地震勘探野外进行考察。当时江苏省对苏联专家的到来十分重视,盐城专区成立了指挥部,为专家专门盖了专家楼,这是一幢二层小楼,在专区院内显得很优雅和别致。皮亚特钦当然很满意。晚上的宴请更是隆重非凡。在专区的大食堂里摆了十几桌。专员和地区领导,大队党委书记,皮亚特钦,都在首席就 座。我被安排在他和专员之间,担任主要的翻译。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确实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满满一个大厅,放满了圆台面,每个桌子上放满了大盘小碟,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加上白酒红酒真是应有尽有。主持人讲完话以后,就是一片谈笑欢乐的喧哗声。我则紧张地在主人和客人之间完成交流的使命,最令我难 堪的是我翻译不了这些美味佳肴的名字。亏得他的专职翻译赵学涛,是俄语学校经过科班训练的,对这些名称的翻译是没有问题的,我也借此机会吃上两口饭。

到蛤蜊港那一次,因为交通问题,汽车只能将大家送到离工地十多公里的地方。然后大队人马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达地震勘探测线的现场。原来蛤蜊港满地都是蛤蜊 壳,白白的一片,不远处还可以看到一道一道高出地面一米高的坎,绵延数百米甚至更长,他们也都是由蛤蜊壳堆积而成的。听当地向导说,这些数量巨大的蛤蜊壳是一种当地人的资源,过去用来做衣服上的纽扣或者装饰品之类的东西。也可以用来烧石灰。我们沿着测线走了一段,看着地震队用人工手推钻打成的炮眼,爆炸后 取得的地震记录,皮亚特钦对改进记录质量提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又长途跋涉返回驻地。没有等到吃饭,他急急忙忙叫我进他宿舍,原来出发前队上给他准备的工作服尺寸不合,尤其没有适合他的大肚子腰围的裤子,这来回将近四个小时的行走,让他吃了苦头,裤裆那里都磨破了,十分难受。我赶紧告诉医生给他配了药,解决 了他的问题。此后,大家都知道要给他配特号的工作服,而且要根据他的体型进行改制才行。

皮亚特钦在前苏联的东部西伯利亚的一个物探企业中工作,是一位具有相当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物探工程师。俄罗斯人的脾气是直截了当,与我们的习惯不尽一样。有 一次,他在住的宾馆里因为一件小事和宾馆发生了纠纷。这件事稀里糊涂的让部的专家组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不但要重重地进行批评,而且还要将他送回国去。这且不是成了一个涉外事件了。局领导要我去向组长说情,解释清楚,意思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等等,最后终于化解了矛盾。我们两人只要见面,就聊家常,谈新闻,讨论技术等等,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可惜60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联系了。

当翻译是一件既辛苦却又很快乐的事,辛苦而且责任重大,是因为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在你翻译的时候得到休息或者思考下一句话应该怎么说,而当翻译的却是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他们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品尝美味佳肴,而你却始终要竖起耳朵,搜索枯肠唯恐不能将他们的意思表达清楚。乐趣也恰恰就在这里,当你发现,你使用了自己的知识,在他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和他们一起共享着双方的幽默和欢乐。所以,只要有需要,我还是很愿意进行这项服务的。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我的语言和文化修养不够,往往会碰上一些翻译出现困难的情况,妨碍了双方的尽情交流,而且这种情况我一生中遇到过不少次,有的时候还使你陷入了可笑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时候,我总是得到了理解和宽恕。这也是让我感觉到心灵上的解脱,感觉到理解万岁的魅力,就在这种时刻,我感到了生活的美好,友谊的可贵!

三、我所经历的大庆油田突破前后的几件难忘的事

我真是个幸运者,1958年参加工作,就遇到1959年国庆前夕松辽地区大庆油田的突破。我跟随着地质部的物探总工顾功叙先生在当时的处长王树森和冯贤钟同志领导下,做了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也有幸跟随何长工、旷伏兆部长参加了与此有关的前前后后的一些活动。参加这样的会,我的任务就是记录,学习。我是认认真真地听领导和总工程师们的讲话,力求听明白了,有问题也不敢在会上发言只是下来以后,向老同志请教而已。

地质部是从1956年起,根据开展东部地区油气普查勘探的总体部署,开始将原来在青海、新疆、四川的队伍,调整到松辽、华北(包括苏北)平原的。从系统的地质物探普查工作着手,步步深入地进行工作。到1959年初,地质部的东北石油物探大队根据全盆地的航磁、重力面积普查结果和一系列西北--东南向的地震、电法大剖面的资料,对全盆地的整体构造面貌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发现了大同镇中央隆起带(即现在的大庆油田),并且在隆起带上,用地震反射法查明了高台子局部构造。在一个大盆地的中央,有如此规模的隆起带,正好是油气聚集的好地方,而高台子构造又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构造圈闭,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储油构造。所以,石油部和地质部共同决定,将第三口深钻放在高台子构造上。经过细致的准备,钻机很快就在1000多米处进入了含油层系,大家都非常兴奋,康世恩部长作出决定,既然见到油层就赶紧下套管试油。果然,在康的亲自指挥下,国庆前夕松基3井成了突破井。那几天,地质部也很紧张,与松辽的现场建立了电话汇报制度。冯沛南同志连夜组装了一台电话语音放大机,使电话汇报的内容,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可以听到。每天上午汇报时,办公室都挤满了人,大家都为找到了石油感到高兴。

松基3井的突破具有重大的里程碑式的意义。物探找油的作用在这里充分地显示出来了。以前地质找油多半是在地表已经发现有油气显示的地方开始的。青海的油砂山,玉门、陕北、还有四川等地都是这样。而松辽盆地基本上没有地表的油气苗,地下构造主要是依靠地球物理勘探的资料进行判断的。我清楚地记得康世恩部长在1960年的两部会议上,曾经多次讲话表扬说,地震资料解释的地层深度是如此准确,与钻井验证结果相当符合。东北石油物探大队提供的大同镇长垣的地震构造图对石油的勘探布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康部长讲到这里时的高兴劲简直难以形容。原来在我国尽管地震方法已经应用多年。但真正成功地显示地震的有效性却是从松辽盆地开始的。据说,这是因为当时石油部门使用地震勘探的地方,如玉门,青海等地的地震地质条件都比较差,各种干扰很多,反射地震不容易得到可信的资料。后来,他们也引进过苏联的“对比折射法”,在玉门深部也画出了一个“背斜”但是钻探验证却并不是这样。 因此,物探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验证,人们对物探的可靠性始终是将信将疑的。而这次反射地震在松辽盆地却大显身手,当然使康世恩部长非常高兴。因此,他曾经决定派两个地震队的班子人马到东北石油物探大队的地震分队进行学习,看看地质部的同志是怎么进行工作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如此精确的地震构造图。 其实,我们两家当时用的都是从苏联进口的26道电子管式的 光点记录地震仪。工作方法也是出自同一个俄罗斯规范,某些地方地质部队伍所用的辅助仪器设备还远远不如石油部的地震队。而我们之所以能在大同镇长垣得到面目清秀的地震反射资料,完全是工作部署正确的结果。原来那时候,石油部的地震队多半部署在松辽盆地的边缘,而那里的反射条件比较差,所以得到的资料有许多干扰,造成了他们的工作质量不如地质部门的错觉。关于被派往地质部的地震队进行学习的地震队的事还有一些趣闻,这里就不再记述了。据说,为了落实构造资料,确认大同镇长垣的规模,石油部的物探总工翁文波先生希望亲自了解我们的地震资料。为此,东北石油物探大队派出了苏净柏同志拿了长垣的地震构造图包括部分原始资料在冯贤钟同志引导下,到翁老的办公室。当时的地震资料都是模拟光点记录,使用的是人工对比的方法,对各个反射同相轴,是用红铅笔在它们的波峰上一一标出,读出时间,在厘米坐标纸上一一画出。据说翁老听了汇报以后,在某些关键地方将原来的标记用橡皮全部擦去,然后自己动手重新进行波的对比,以核实原来的构造图的准确性。正是对东北物探大队地震资料的准确性有了共同的认识,石油部领导就抓住时机,组织了举世震惊的大庆石油会战,地质部门则根据两部会议的协商结果,以一部分技术力量参加大会战,同时组织更多力量加速开展下辽、华北、苏北、江汉诸盆地的普查勘探,迎来了60年代我国石油勘探的一系列新突破。我国终于从一个贫油国走进了世界石油大国的行列,为我国的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作出了历史 性贡献!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参与者,也分享了这些成果的喜悦,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一页。

四、关于我国海洋物探的我所经历的一些有趣的事

这里还顺便说一说我国海洋油气勘探的发展历史。即大庆突破前后,我们的领导就开始把眼光放在海上找油气。首先注意到渤海湾的找油上面,从1960年 起,就开始筹备组建一支专门的勘探队伍。我曾经为此跟随领导参与了这一行动,那次出差就直达天津。参加我们的行动的还有国家科委的武衡同志,他真是个有心的人,那几天天很热,中午都休息了,但是他却依然到处奔走。最后,在天津郊区塘沽的一处找到了我们即将建设的海洋物探基地,也就是现在的中海油的物探基地。码头是先借用当时已经不用的一个废弃的盐码头。这样就为新的海洋物探队物色了一块基地。就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的有了自己的专用的物探船,先是“星火”号,再是“燎原”号,又是“奋斗”号……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我们自己的海洋物探队伍。

我作为物探处的一员,要到海洋物探去工作,去出差就要过晕船的关,这在当时是许多同志任为很头疼的事,晕船被认为是一件不可克服的事。我在一次论证“奋斗”号的会议上,就轻言目睹这样一件事。只见一位挺有风度的中年人,口里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嘿,晕船完全是精神作用!”。我坐在他的对面,对于他的不惜一顾的议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终于轮到我了,我对晕船作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各种好吃的东西,譬如各种糖果,甚至还准备了一块巧克力,还有榨菜等等都放在一个背包里,以迎接风浪的考验。终于出海了,这次出海因为涌浪较大 (涌浪是一种波长比较长振幅比较大的浪),很多人都不适应。我是第一次出海,更是感到不适应,本来在底部的船舱里和同志们一起下军,后来,只感到心里一阵一阵地往外跑酸水,真是想吐。心想不好,就敢劲往船的甲板跑去,眼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过去,自己心里也随着一阵一阵的起伏,这样有半个多小时以后,自己就能适应波浪的来临与自己心里产生的反映相一致,于是就不再认为是不可预测的了。我接着就往底部的船舱里走去,只看到许多和我一起下棋的同志却都躺倒了,于是就这样我克服了“晕船”。从这里开始以后不管浪有多高,我就可以这样地闯过去。我也就此成为一个不晕船的人了!

五、从大庆突破到华北油田的突破及以后的一系列的突破

从大庆突破以后,大家都看到协同作战的好处。当时,地质部只有为数不多的石油钻机,而且大部分还是千米钻机。要进行3000米以下的勘探,当时主要依靠从苏联进口的3000米以深的钻机。地质部只有两台(记得一台在华北,另一台在四川)。 因此,打深钻主要依靠石油部。而地质、物探工作,尤其是新区的普查勘探工作主要靠地质部的力量。因此,两部在大庆突破以后,地质部负责新区的勘探,而石油部则把主要力量放在突破以后怎么形成产能,即负责开发,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根据如此的分工,地质部在东北的力量主要在大庆以外的地区并逐步转向下辽河地区,而石油部则主要是抓住突破大庆以后的大好形势集中力量搞好大庆油田的开发。为了尽快突破华北,地质部即召开华北突破的工作会议,当时,地质部是由旷伏兆为首,石油局的局长李奔和总工关士聪等人参加。石油部则由地勘司司长沈晨司长为首的一批同志参加,而我们,地质部物探局的石油处只是一个配角,等待领取任务而已。记得当时困难时期已经开始,我们的晚饭也吃到了以摻和玉米芯子做成的玉米饼。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怎么在大庆突破以后尽快在华北平原也紧接着来个突破,记得在当时,一致评价由地质部的中原物探大队地震队发现的济阳凹陷的东营构造为最有希望。在这以前,华北已打了7口深井,即多数是打在古生代的突起上,即穿过上部地层后,直即进入了古生代地层,即人们所谓的“脱顶”构 造,而没有取得油气。在这以后,人们开始注意在上部的中新生代地层中的构造。因此对中原物探大队的在济阳凹陷工作的地震队发现的构造(即东营构造)一致认为最有希望,首推为第一值得钻探的突破口。当时,双方都希望由自己来实现这个突破,尤其是发现这个构造的地质部系统的人更是如此。但是,在会议很快就要结束前的一次晚饭时,石油部的沈晨突然提出,他们已经决定正在钻探的华7井,立即终孔,并且搬家到新位置,在东营上新井。这个决定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当时是这种大协作的情况下,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对于地质部的同志们说来却是有一些酸溜溜的感觉,觉得是我们地质部的同志发现的构造,却要由石油部的同志来验证,实在是令人觉得“难以接受”。在当时的饭桌上,旷伏兆副部长却令多数人的意外的说,“谁有力量,谁就上”,让地质部的同志们感到自己的部长确实是以大局为重,为发现新油田而努力的。就这样,在19619月份,东营的华8井在下第三系地层中,就发现了多层油层,实现了华北地区的新突破。在此同时,东营的义和庄也实现了突破。不久钻探的营2井 又取得高产,使东营的前景得到肯定。这是继松辽盆地以后的又一个重要突破,整个华北成为又一个油气勘探的新战场。在这以后的华北、下辽河和江汉的突破真是接二连三的相继证明李四光部长的新华夏构造体系对油气聚集的重要作用,大家欢欣鼓舞,为尽快地摘掉头上的贫油论帽子而努力奋斗!

六、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江汉平原的找油

1964年开始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也毫不例外地投入进去了。1964年的下半年,由何长工副部长亲自带队组成了工作队,我参加了由物探局副局长组成的到第四物探大队的工作组,参加下面的一个地震勘探队的工作。工作队的队长是第三物探大队的宋金柱同志。我们和大家一样,和全体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和大家一起揭发贪污等问题。揭发出来确实是问题不少,队上的队长真像一个小霸王,凭着自己的权力,为非作歹,令队上的职工不敢伸张。经过发动群众,才算把问题搞清楚,把他拉下了马,全体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我被任命为队上的技术负责人,具体负责日常的地震勘探工作,真刀真枪的干了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做了一段实际 的勘探工作。

64年的下半年起,一直到66年的上半年,我先后经过了江汉物探大队、中原物探大队、上海地质仪器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我的实际工作能力是又一种的提高。我在这段时间里有机会直接接触何长工等老同志,对他们的个人的爱好,也有了一些实际的了解。我的直接领导人田实斋,对他们的性格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实际的东西,知道了社会是复杂的,要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行。在这几年内也是我们地质部门石油勘探队伍调整的时候,既然东部已经突破,原来在松辽平原及下辽河地区工作的松辽石油物探大队都从东北调往四川,改名为新的第二石油物探大队,我还记得当载着松辽石油物探大队的船经过江汉平原时,还特意让船只靠了码头,让田实斋和当时的各位领导见面,然后再开船前往目的地。同时江汉平原已经是接下去的突破地点,则野外工作的队伍必须加强,从南京石油物探大队调整一部分野外队伍到那里,而原来的南京石油物探大队也变成了承担物探科研工作的研究所……这样的调整使得物探队伍的组织与各地的任务更加协调无疑是好的。就这样,在这几年内先后在下辽河、华北黄骅、湖北的江汉先后取得了突破。同时,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仪器工厂也开始了新仪器的试制工作,为下一步的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而准备。

七、从参加江苏石油会战到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的一个负责人

1966年起,我们国家就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闹剧一直拖延到四人帮的垮台。这一段的历史不能简单地说,以后将在专门的场合来谈。对于我,自1966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1970年上半年,一直是处于无正式的工作状态,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工作,但都与找油无关。直到1970年上半年以后,我被正式任命为参加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的一员,又重新恢复了日常的工作为止。

从我们开始走上江苏镇江时起,我们就被告知江苏省的能源紧缺的状况,譬如说,有一个老人为了烧饭,不得不将自己作为蚊帐的帐杆,当作最后的燃料而送进了炉膛。这种故事可以有很多,说明江苏确实是缺乏燃料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可是也很巧,我们是5月份到的镇江,9月份就发现了在戴南镇的苏20井 就发现了油层,并且经过试油还出了油,实现了突破。但是真正的石油富集地方因为多次反射问题而造成地震方法不过关。光点地震根本不可能解决信噪比低的问题。也真因为这样,当时的多次叠加方法成了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当时的物探方法正处于从光点队变化成磁带地震队,是处于一次重要的方法改进的时刻。第六物探大队的641地震队就是这种方法的试验队,几年以前就开始了试验,但是“文化大革命”使方法试验工作进展迟缓。现在到了试验的关键时刻,从当时的四次叠加,变成六次叠加,一直到十二次叠加终于使地震方法攻关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地下反射的信噪比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样信噪比大大提高,反射品质提高了,地下的构造清楚了。我们的重点是在高邮陷,这里的攻关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取得很好的结果。地震攻关取得成功,使指挥部的所有地震队立即全部更新,结果多次叠加就使江苏成为地震勘探的成功单位。多次叠加方法的试验成功,并经过在全国地震勘探的技术会议上的介绍,一时间第六物探大队的多次叠加就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各地的物探单位都来到南京第六物探大队学习和交流。该大队出版的书“磁带地震勘探”也被彻底卖光。以后这种方法又进一步提高,从磁带记录向数字化方向继续改进。应该说,在这方面法国人给了我们以很大的帮助。罗马尼亚人在钻井方法方面也给予了帮助,我们的钻井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进口了全套罗马尼亚钻井装备,从钻探4000米起的新钻机,新的固井设备等等,还有能够测井及其他等等设备。以后,美国人也开始向我们输出技术,我们的钻探、物探、试油、测井等一系列技术才正式向国际接轨。

1970年,在南苏20井突破出油关后,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一直到1974年的年底江苏的出油问题终于解决,从高邮的苏58井取得了日产56方的第二次突破才算真正的突破。从这以后的苏59井等等总算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江苏的找油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江苏出了油,对全国也是一个震动,石油部开始向江苏派出专门的队伍,扩大战果。我记得1975718日,陈云同志也专门来江苏视察石油的情况,到苏58及苏61井的现场观看了具体的石油放噴的实况,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鼓励,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做好工作。我当时作为江苏找油的负责人,向他老人家回报了工作,此情此景我是一辈子也忘记不了的。另外,我还曾经向姚依林汇报过江苏石油的工作。我在江苏的找油工作一直延续到1982年,到以后我被调回地质部石油局止。应该说江苏能从一个能源缺乏的地方找到石油的意义确实重大,但是它的含油面积不大,产量不高,一直徘徊在年产数百万吨的水平上,这是由于它所处的地质背景有关,今后,或许在页岩气方面有所发展,是我们这些找油气的人所希望的。

八、 我所经历的东海与塔里木的突破

我是从1982年的11月份调回地矿部的石油海洋局的,担任石油海洋局的局长。我知道这个局长不好当。石油局是由地质、物探、钻探、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所组成,其中关键的是地质专家应该是领头的人物。而我只不过是一个专业的人,要讲懂,也不过是地球物理方面的一些知识而已,所以,我把自己只看做一个普通的人。这样,才能够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把大家团结成一个人一样。当时石油海洋局,包括所有领导同志在内共计有九位,所以人们笑着说,石油局是“八大金刚”再加上一个许宝文(石油海洋局是原来石油局与海洋局合并的结果)。我到了石油局以后,我们国家急需石油的状况,一门心思搞好石油勘探工作是我们的天职。在我当石油局局长这几年里,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油气进展应该说是东海与塔里木的突破了。

   海上搞石油勘探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地下深处的地质情况,这要依靠海洋地球物理勘探。但是,要把石油拿到手就要靠海洋石油钻探。地质部的海洋石油钻探一直是个空白。一直到了70年代初期,地质部门才开始了海洋石油钻探的工作,开始时,是用双体船上面加上钻机的试验性方案,称为“勘探一号”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开,就有了从美国进口的三条腿的钻井船,称为“勘探二号”。这样,地质部门也有了海上的石油钻探设备。同时也成立了在上海的上海海洋石油地质勘探局,与设在广州的广州海洋石油地质勘探局。 

   在海上搞油气勘探工作,是我们工作的一大重点。孙大光部长也十分重视海洋的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多次去上海检查工作。有一次我陪同孙部长一起去平台了解情况,向大家表示慰问。这次经历,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那次我在大家一起吃晚饭会议上说孙部长和我们一起时,用了“与民共乐”的词句,结果遭到孙大光同志的批评意思是,我把他与群众放在不一样的位置上。从这一点上可见孙大光同志对此是很认真、很严肃的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1983年春节,我又陪同夏国治和当时是我们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温家宝同志一起上的平台。说起上平台,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我们因为有这么一个平台,还没有直升飞机,人们上、下平台都要坐用缆绳编成的吊笼作为上、下平台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也因此乘坐吊笼上下平台。但是,有时候天气不好或者涌浪太大也就无法利用吊笼这种简单的工具了。记得有一次,朱训部长就是因为天气不好,吊笼怎么也靠不上“德大号”只能绕着平台几个大弯,向大家表示问候而返航了。可见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一个最普通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仔细考虑的。我们在当时这种情况下,直升机是用来保证最最必须的时候才能动用的。现在看来,这种做法简直是太不“重视安全”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既保证了人员的安全,又与时间赛跑的不得意的办法了。东海的突破就是在1983年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关于东海的找油突破的经过,已经有不少文章,从问题的各个方面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塔里木的突破确实是意义十分重大,对于我本人也是教育非常重大的。大家认为塔里木盆地应该埋藏着大油田,我们应该在这里工作,但是地表条件太差劲,一望无际的沙漠,人们要在那里生活都没有基本条件,解放30多年了,也打了几口井,也出了一点油(如库车的小油田),和石油部在柯库亚(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也打到了规模也相当可以的油田。但就盆地内部塔里木本身,还没有摸到一点眉目。现在,别的地方都有了进展,该轮到它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了。一普也从华北调往新疆,也从南到北走了一圈,打深井也进入第二口。在盆地的内部,定下了第二口参数井沙参2井,也已经钻探了近5000余米,但还是空井,接下去怎么办,于是就在1984年的78月分,我们召开的一次塔里木找油的技术会议上一起讨论对策,会议上各说各的,没有一个比较完全的说法。就在会议散了以后,人还没有走完,井场上传来了消息,发生了井喷。原来,参加会议的杨璞同志(他是主持会议的石油局负责人之一)根据情况回井队以后,要井队再坚持一段时间,直到钻头打穿风化层以后,再没有油气的话,才能终井。结果就是差几十米,在5391米的奥陶系白云岩中,就发生了强烈的井喷。结果就这样发现了大油田!

塔里木发现了大油田震动了全世界,井喷出来的原油,黑呼呼的将井场周围,搞得一塌糊涂。为了治理井喷,地质部和石油部尽力合作,动员了所有技术力量加上地方上的力量一起出动。首先第一次治理井喷不幸失败,然后又聘请了美国的技术力量,鲍登先生终于和两个助手在中国同志的共同努力配合下,使井喷出来的原油能按照人们的设想比较合理的进入贮罐,可以进入正式的利用。这个过程是我亲身经历的全过程,是我这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的事。参加这次治理井喷的我的好朋友王建安和杨长城两位同志出生入死的多次危险的场景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我当时自告奋勇,也向组织上写了请求,要求上塔里木去奋斗一场。

九、我作为地矿部副总工程师的时刻

1987年起,根据工作需要将我的工作安排为地质矿产部的副总工程师,与另一位副总工程师李庭栋同志坐在一个办公室。这是我的新的工作岗位,一切都要从新开始。老李是有名的地质学家,我与他不能相比,我对他说,“有关计算机及其他技术方面的事,我帮你处理,有关地质矿产学术方面的事,还得请你出马!”于是我们两人就这么分工定了。这一段时间正好是我们国家推广计算机的时候,我们地质部门最头痛的是离不开绘制各种各样的图件,从野外的地质素描到结构极其复杂的地质图都需要计算机化,这是全体地质人员的要求,而且现在的计算机绘图技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从解决这个问题着手,重点培养地质大学的计算机系及石油研究所的专业力量,重点解决计算机地质绘图的问题。首先,我们要从计算机绘图的输入问题着手,那时主要依靠输入的图形输入的数字化板,由计算中心解决,软件则由地质大学的计算机系解决。这样一步一步地由简而难地前进,以后形成一个完全由计算机辅助的从野外到室内的全套工艺水准的专用设备。这是我在副总工程师岗位上,亲手经历,并且聊以自慰的一件大事。

除了计算机的应用,我的另外的一些事,主要是分别跟朱训部长和副部长陈州琪去了两次西藏。主要是帮助西藏自治区政府策划寻找矿产,发展生产,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我们会见了自治区领导,参观了主要矿产地,包括羊八井地热发电站、铬铁矿等等地点和去藏西北的油气普查地区。当然也拜访了主要的寺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本人对于拜访西藏,早就有一个计划,这次居然能陪同部长们访问西藏,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啊!我过去也有机会和新疆同志们打过交道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西藏同志们比较起来有更加体会废除农奴制的实际好处的感觉。我感觉西藏同志对人们是那么真心真意使你感觉好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西藏人对佛教的真诚完全可以从他们对佛的“五体投地”的膜拜上看出来。围绕着布达拉宫周围,但见一个又一个善男信女,用“五体投地”的方式,一步一磕头地往前进。其真心诚意的态度使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为之倾倒。去西藏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要能够适应那里的高海拔,我第一次去西藏对“高海拔”是有充分准备的。那次主要是要保证朱训同志能够挺得住,而且整个地区海拔多半在三千米左右,整个超过四千米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呆的时间也不过2-3小时,所以挺一下也就过去了。第二次则不一样,我们去的是那曲地区,及其以西的属于无人区的伦坡拉地区。我刚到这里就感到呼吸接不上气,到了晚上,就怎么也合不上眼,一直感到头痛,真不是滋味。虽然给我们准备了氧气袋,但我们也不敢用。更不用说,这位副部长还要听汇报,做指示,更比我们难受得多。但是不管怎么说,西藏我是去过了,那儿的天是多么的蓝,那儿的人们是多么友好,我这一辈子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在我当副总工程师时,也正好是我们对外开放正在逐步开放的时候,一时间真真假假的各种东西,蜂拥而来。从好多我们需要的东西之外,也混进来一些想浑水摸鱼 的家伙。我刚坐下来不久,就从有关方面转来的一个消息,说从什么地方转来的一条消息,说现在有一种“隔山望远镜”,可以看见另一座山里有没有“宝藏”,像这种现象很容易鉴别,只要有基本的科学知识就可以了。可是另外一些经过认真包装的骗局就不一定了。“科学”、“迷信”、“造假”和“利益”已经紧紧地绞合在一起。最早使我警觉的就是特异功能,从“耳朵识字”到“意念致动”。后来是轰动全国的“水变油”问题。这些问题在地质系统中也有所反应。但主要的却是和地质勘探有关的下面几件事:

1、用耳朵听的物探方法。这是从80年代初开始轰动全国地质勘探部门的事件。起先是为了在地面圈定煤矿中的陷落柱从国外引进了一种被称呼为“Petrosonde” 的物探新方法。这个方法的仪器十分轻便,不需要放电缆,埋电极,测量数据全靠操作者用耳朵听连接在仪器上的耳际中发出的声音,凭他的感觉在纸上画出一条所谓随深度变化的曲线。先是在几个煤矿进行了表演,后来在北京附近寻找地下水层,又在几个油田寻找含油层。据说,都能够和已有的钻井资料符合得很好。但因为是操作者本人用耳朵听来取得数据,别人无法验证数据的正确性和重复性,也无从得出其是否可靠的结论。这就违背了一个正确的科学成果必须是其他人在同样条件下能够重复取得的基本原则。一个新的勘探方法,可以因为保护其商业利益,对于其仪器的具体结构、线路、传感器进行保密,但其基本原理应该是透明的,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经过验证的。但是,这个方法是靠操作者的耳朵采集数据,其他人根本无法对操作者的行为进行任何检测,也就无法对其重复性、测量的客观性进行最起码的监督。所以,从根本上说就无法对其科学性做出结论。至于和实际钻井资料能达到基本符合的结果也缺乏严格的科学检验。因为这种方法具有的极其富有宣传效应的神奇效果。作为地质矿产部当然要对他十分重视,而我当时恰恰又是部内分工负责技术的副总工程师,如何正确评价这个新方法的科学性的责任就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意见面前,对我来说要做出这种判断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如果我的判断失误,不仅会导致国家要花费一笔极大的投资去引进这种方法,另外,也会使我国的声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种“神奇”的方法并没有得到国际上权威的地球物理机构的任何承认,甚至在任何有关地球物理学术期刊或出版物上的任何报导。相反,我们却得到有些国外知名专家关于对这种所谓的“物探方法”的负面评价,这当然引起我们所有持各种意见的同志的十分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首先要对已有的野外测试结果进一步审核。我们召集了曾经参加各种野外测试的专家们进行实际情况的交流,尽量客 观地分析各种测试的实际结果。对于北京近郊的水文井现场的测试,由于地层较浅,而且水文资料并不保密,比较容易得到,尽管测试结果似乎很好,但难以证明方法本身的确实效果,而油田的测试结果应该更能说明问题。经过实际参加测试的同志的介绍,大家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结果发现有几处疑点。一是该方法的“外国技术人员”提出测3000米时间太长,费用高,如果在其中选择1000米范围内进行测定比较合适。这样,测出的油层顶扳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到100米,但在计算误差时,他们用油层的实际深度如3000米来进行计算,而不是用测量范围1000米进行计算,自然就将所谓的测量误差缩小了3倍。这样的算法,暴露了这个方法的“江湖”本性,因此大家决定采取更加科学和严格的方法对其进行考察。为此,我们准备了一套比较严格的方案,但对方在研究了我们提出的方案后,用各种明显是借口的理由而拒绝参加。这样,此项“技术”的科学性没有在地矿部通过论证,为国家避免了损失。对于这个方法是否是江湖骗子的争论虽然此后依旧存在,时起时伏。但它的江湖本质已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20年 过去了,尽管国内依然有些单位或个人还在惦记和宣传这个方法,但在这个方法的发源地却已经找不到它的踪影。对我来说,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段经历,我到现在依然为我当时的决策,感到幸运,因为我们坚持了科学态度,而没有为这些“江湖物探”骗去一分一毫,感到自己尽到了责任。

2、所谓 “第五种力”的物探方法。时隔不久,在石油勘探领域又出现了一种自称为“第五种力”的物探方法。从他所提供的技术资料看,这似乎是一种重力勘探的方法,有不少人,从好处想,推测是一种重力梯度测量的方法。但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应该准守基本的科学计算的法则,绝对不能无中生有,制造数据在测网没有通过的地方划出异常区。在有了识别“耳朵听的方法”真伪的基础上,对于这个所谓第五种力,这种明显违反当今物理学发展的“危言耸听”面前,其江湖本质更是暴露无遗。所以,尽管当时这种方法在许多油田作了不少“项目”,而且好像越做越大,但在我们系统却始终没有受到他们的迷惑。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种力”的神秘身影也已经淡出市面,“江湖物探”也只能是风靡一时罢了!

3、“氢微子”探测技术。这是几年前在我国一家官方的科技报上的花边新闻,说是有一位“物理学家”发现了“氢微子”,并且可以用于勘探资源,在我国某油田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报导中还说这个“氢微子”已经经过国际物理界专家论证等等。我感到这篇报导是为又一个“水变油”骗局而发表的。因此,我立即拿起电话向该报的编辑部询问详情。有意思的是该报总编室,竟要我直接找记者,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发现“氢微子”一事,问记者,我国物理界有何反应,他的回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国物理界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我又问,为什么如此重大的物理基础问题,没有邀请本国物理学家参加?他的回答更加令我吃惊,他说,这个会出席的专家有韩国的日本的都是该专家本人指定的,他没有邀请中国物理学家参加,所以中国物理学家就没有参加!在我的继续追问下,他才无奈地透露,原来那位专家是韩国人,不过因为韩国人的姓氏与中国的很相似,所以读者认为他是中国人了。这一下,我才彻底明白,这是这位高明的记者的故弄玄虚,有意向读者隐瞒真相,在中国的权威科技报刊上移花接木,把一位与中国人姓名相似的韩国人,由他自己 出面组织的“国际讨论会”来论证他的重大发现“氢微子”,并且胡吹它在石油勘探中的成功应用等等,以此误导群众,误导舆论。其目的当然是骗取油田或其他无知者的信任以捞取不义之财。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放之任之的。虽然,我当时一时无法去核实他所报导的那个油田的实际情况,但世界上,我只听见过“中微子”,那有什么“氢微子”,这是最最明显的骗局,而我们如此权威的科技报刊,竟然可以不做任何调查研究而直接用花边新闻进行报导!这样的科技水平真让我汗颜。所以,我立即用电子邮件向该报总编部门提出我的批评,我认为这位记者有意误导舆论,已经没有当记者的资格了!大概半个多月以后,我终于收到了来自该报总编部的两个字的回信,回信说“谢谢”。回信虽短,也不能平息我心中的忧虑,但这两个字却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纠正我国在媒体中相当普遍存在着的“有偿新闻”和“不正之风”的一线希望!

4、“特异功能”找矿。这是随着“耳朵识字”的出现,在地质系统也随之而出的一种现象。先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男男女女,他们都具有各式各样的凡人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因为,我当时是部的副总工程师,分工主管各种地质技术。所以,这些热衷于研究特异功能的先生们,为了取得部在开展特异功能方面的支持,我的办公室和家里经常会有他们到来。其中有一个地质大学的教授曾经带着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学生和另一位热衷于“特异功能”找矿的教授,一心要给我表演她的特异功能,其中有一项是要用一枚大头针表演她的手上所具备的磁场。我心中暗暗发笑,这种让大头针在手心里竖起来或者倒下去的本事,我在小学里就学会了。所以,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是不愿意当面拆穿那个幼稚的把戏而伤害那位年轻女孩子罢了。但是,令我十分伤心的确是在这个大学的学报上看到一篇这位热衷于“特异功能”找矿的教授写的在安徽某地亲身经历的特异功能找矿的纪实。这篇报导,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价值,最多也不过是一篇小品而已。可惜它却作为一个地质大学的学报中的文章登载出来,我想这决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迟早是会让这个学校的师生感到后悔的。当然,这也是可以作为他们在纠正学风中的一件难得的实际事例,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我想,在我国如此激烈动荡的改革浪潮中出现一些类似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只要大家认真地客观地总结经验教训,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我写这些,并不是为了贬低谁,更不是为了说明自己有多高明,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迷失方向。还是那句老话,“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大道的”,让我们共同为树立新的良好学风而共同努力吧!

十、在外事局长的岗位上

我还有过一段曾经是我国地质矿产部的外事局长上工作过的经历,时间不长,但是给我一个难能可贵的经历,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已经是 1988年的秋天了,我们司局长们都被叫到北戴河地质部的疗养院,在那里朱部长要对地质部的领导班子作一些调整工作,每个司局长都要经过约谈,然后继续工作,有的同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有的则没有变化。我是几乎在最后的一批被找去谈话的。结果却大出我的意料,意思是要我兼任外事局的局长。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因为这在当时的许多人眼中,外事局长是个“肥缺”,可是我却认为我不太合适。一是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二是我的外语水平根本不行,俄语还马马虎虎,可是现在是英语的天下,我的英语水平只有自己知道。看样子,这已经是不可变更的决定了,只能走着瞧了。

我到外事局时已是1988年底的事了。整个地质部都在为准备召开第30届地质大会,工作十分繁忙,平时的工作也是很多很多。当外事局局长,许多对眼睛盯着我看,看看你外语怎么样?我也是被逼着赶鸭子上架。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用没有办法的办法,说明我的外语也能对付一下,因为,我究竟是在上海读书的,“洋泾浜”式的外语,不能用也要用。那时候,外事局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外事活动,主要是请外方吃饭,外方是有求而来,我们是明知办不成,但还是要热情接待,说明原因,希望下次再谈。因此,这种会谈或者吃饭往往是另请高明的意思,因此,在饭桌上经常是谈的正经事少,谈东南西北的多,总而言之,是我的这点在上海小学学的东西还基本可以对付。外事局专门是对出国的事项进行审批,在那个时期是热门的事情,要求去国外的人和事很多,往往到国外去的事都无论如何要首先通过这一关。这种事很多往往搞得外事局和各省局或者其他单位关系紧张。我提议,凡是这些费用都由外方负担,而且课题却是我方感兴趣的,尽管事先没有列入外事计划的都应该允许补报。这是一个重要的变更,使许多原先计划中没有列入的也可以补报,这个小小的改革,居然使基层办事更加方便,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另外,那个时候所谓当了外事局长,好像就与“出国”挂上了勾,出国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我则与别人不一样,首先是看工作需要程度。30届地质大会要在中国开,而29届大会在日本召开,应有谁参加,在余下的名额只有一人的情况下,张炳曦同志是我们部的总工程师,当然应该让他参加,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1989年是我第一年当外事局长,外事活动特别多,从印度、几内亚、以及英国地质调查局的来访等等一个接着一个的代表团来我国会谈合作事宜。这一段时间也正好是我们国家的敏感时期,给我们的外事接待工作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除了要安排好日常的地质业务问题之外,还要密切与各有关方面联系。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学到许多,体会到很多,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来好好谈谈自己的体会,这里就不再啰嗦了!作为外事局局长,我确实学到许多东西,我曾陪同朱训部长在 1990年年底这一敏感时期,访问了莫斯科、民主德国、捷克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这一路上也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这一段时间正好是东欧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前苏联的卫星国,随着柏林墙的被推到,一个接着一个的垮台。我们离开北京时这些国家还站得似乎好好的,可是没有多久,就全部垮台了。回想起一年前我国的情况,正是让我们不寒而栗啊!接着,我便根据组织决定,离开了外事局,重操旧业,因为,我还兼着地矿部副总工程师的职务呢!

十一、中国的煤层气事业

我从一线退下来以后,主要从事一些临时工作,其中有一件事,就是从事“煤层气”的开发工作。这件事美国人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主要是针对石油危机而产生的一种资源潜力大,而有代替石油资源的可能的一种新的资源。此事虽然已酝酿多年,但是却没有真正动起来。石油部与地质矿产部分别在不同的地区进行试验,也分别取得了不同的收获。而煤炭部也在已经开发的煤层地区进行了煤层气的开发。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要各方面要组织起来共同干,所以就成立一个新公司,即所谓“煤层气勘探开发公司”,由三个单位分别集资而成。成立大会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当时的总理与副总理,李鹏及邹家骅都参加了。

成立大会后,我们首先是到美国进行拜访,参观了他们煤层气开发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是科罗拉多州和新墨 西哥州的开采区,对于我们来说启发是很大的。我们还着重了解属于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对煤层气的开发前景作了相应的了解。接着,我们一行还参观了澳大利亚的煤层气的空调与开发情况作了了解。这里煤层气作为一种变废为宝式的利用,即利用煤层开采前事先进行煤层气的排放,而排放出来的煤层气的浓度已经可以用来发电,真可以说是废物利用的很好的事例。这两次访问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是要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三个部门的特长,要相互补充自己的不足很好团结一致,把我国的煤层气事业充分发展起来。但是,没多久,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部门直接参加一个事业性组织,已经不合方向。随着石油部与煤炭部都已经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是一个公司,于是地质矿产部就退出了这个“煤层气勘探开发公司”,我这个副总经理也就再也不当了。

十二、与老同志一起学习电脑

1993年以后,我从地矿部副总工程师岗位上正式退下来,进入部高级咨询科技中心,任副主任,主任是夏国治。高咨中心是由一部分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但还需要继续工作的同志,组成一个咨询中心协助工作,包括一部分在部担任一定工作的科学院院士。1998年机构进一步实现改革,地质部从国务院名单上撤销,与国土局合并,成为国土资源部,原来的高咨中心扩大后依然保留,这成了我最后的工作单位。

离开了原工作单位以后,看到电脑很快发展起来,而我们许多同志却从来没有摸过,现在就要退出工作岗位 了。我便自告奋勇地到离退休干部局为退下来的同志共同办一个小小电脑学习班。电脑是利用办公室淘汰下来的,用募捐得来的钱买了在当时是唯一一台586电脑加上扫描仪、数字化仪等仪器和设备,一个虽然简陋但功能比较完善的计算机教室就基本形成了。在请讲课的老师方面,离退休干部局的韩建立同志想了不少办法,也有不少同志听说要给老同志讲课,而自告奋勇地为我们效劳。因为我们这个班办得比较早,19991226日的人民日报的第10版上,还专门作了报导。上人民日报是多少同志的梦想,我干了一辈子地质工作,为国家也算是作了一些工作,但也压根儿也没有想像过要上人民日报。而现在我和大家一起学电脑的事,却上了人民日报,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同志电脑学习班”开学到现在也已经快二十年了,现在还继续办着。退休以后,我本来也还是可以去一些地方去发挥我的特长,但我基本上是都不想干了。我还是以继续参加电脑学习,以留给自己的宝贵时间去好好挖掘老祖宗留下的一点点遗墨以及好好享受家庭的温暖,最后还要留下一点时间去完成过去曾经想去而没有去的地方,用这些方式去完成生命的句号。

(附)19991226日人民日报http://www.people.com.cn/rmrb/199912/16/newfiles/wzb_19991216001089_10.html

以上是我的回忆的一部分,总体上写完了我参加工作以来的部分。接下去,我还准备完成以下的部分,即我参加工作以后所到过的各省,我曾经去过的国家和我曾经历过的一些大事,我准备在世的时候把它们都记录下来,留传给后人,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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