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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生生活(许宝文《我的一生》连载二)
2016-11-07 | 作者: 许宝文 | 来源: 部机关离休干部 | 【 】【打印】【关闭

我的学生生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上海解放前后的中学阶段;在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和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学习班的国内大学阶段;在前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的五年留学生活。

一、解放前后的中学阶段

中学阶段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启蒙阶段。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极度腐败,民不聊生,促使我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思考许多社会问题。最具体的还是发生在我自己身边的事。譬如,我大哥大学毕业了,可是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是青年学生最最不满意的问题。还有,国民党一心打内战,对经济问题毫无办法。物价飞涨,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买东西,早上一个价,下午就变了。到了1948年的金元券(国民党政府发的钞票的名称)时代,发工资是要用面口袋来装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动荡,使许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中国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地位。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参加了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活动。参加了许多反内战,反饥饿,尊师助学的活动,在街上募捐,发传单,游行等等。这里对我影响最直接的是1946623日前,我亲眼看见我大哥和一些他的同学朋友在我们家里写传单,做标语。那天,学生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把上海各界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代表团送上火车。可是这个由各界名流(包括马叙伦、雷洁琼等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在南京的下关车站被一群国民党特务打了个半死,直到宋庆岭亲自出面,还有当时的美国政府派驻南京的马歇尔将军的干预,他们才被送往医院。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从此,我参加各项活动更积极了。

我们在学校办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里面可以借到许多进步的书籍,如有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写的关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书,有赵树理写的描写解放区人民当家作主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有高尔基的小说“童年”、“母亲”、“我的大学”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其他俄罗斯反映十月革命时代的小说“铁流”、“士敏土”等。这些小说教育了我们整整这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书中的主人公都是热爱真理、不畏强暴、坚持做一个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社会的正直的人,鄙视那些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一心只想损人利己的“伪君子”。这些小说和我过去看的那些扬善弃恶的古代小说如“水浒”、“西游记”、“八仙得道”、“七侠五义”等搅和在一起,形成了我的基本的价值观。而当时社会上的不平等不合理现象,使我的价值观有了现实的对照。从抽象的“善”与“恶”,变成了在我身边的具体事情中,我应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1947年我从交通中学毕业,考进了育才中学,又转到了同济附中。这是一所远在郊区,必须住读的学校。这使我很高兴,因为住校使我可以更加自由地参加各种活动。事实也是如此,因为附中有同济大学地下工作者的领导,活动更多。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节节败退,我们参加了迎接解放,保卫学校的工作。1949525日解放军进入上海。27日全上海彻底解放。我们立刻投入到各种保卫新上海的斗争,并且组织同学老师很快地恢复上课。不久,我就成了学生会的主席,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会议。所有这些活动都锻炼了我的社会工作能力,让我知道应该如何与人交往,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在对自己有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和薄弱之处。因为你想让大家都能接受你的主意,那么你一定要善于发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对我来说,却是在许多次具体活动的组织中体会出来的。开始,我总想这些事我自己都能做的,你不干,我自己干!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几个人,大家,一起做,总会比你自己一个人做更好。这样,我学会了要耐心,要尊重别人。另外,社会工作多了,你必须学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这就慢慢地纠正了我从小就养成的口吃的毛病。它曾经使我十分苦恼,有时甚至是非常难堪。

上海解放前后的这段生活,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选择了应该走的道路,明白了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我年纪虽然还小,到高中毕业也刚够18岁。我虽然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但是我对许多事情的认识还非常幼稚。我不过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的形势的推动踏上了一条当时大多数青年都会选择的道路。至于在这条道路上应该怎么走和为什么必须这么走依旧需要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以后复旦大学和北京留苏预备班的生活在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给了我终身受益的教育。

二、我的大学学习生活

1.我是怎么进复旦大学的1951年我从同济附中毕业时,国家建设及各项工作都需要大量干部,许多同学都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以及在此以前的各种干部学校的招生,我们学校的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到了暑假又补充一批新同学,这样我们学校没有毕业就参加了工作的同学在二百人以上,相当于当时在校学生的总数。1951年毕业时又有好几十个毕业班的同学参加了上海市市政建设工作的队伍。在我们丙班40个同学中,从一年级连续读到毕业的包括我在内也只有两个人。另一位就是朱以诚同学,他考上了交通大学。我为什么要去复旦大学物理系呢,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我还没有毕业,北四川路区委就要调我去区委工作。区委书记吴康同志对我说,你来区委当组织员,明天就来报到。给我指定了办公室,办公桌,我也去上了几天班。当时主要是要我父母亲同意,我要去参加工作,不上大学了。本来我以为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因为他们一直希望我能考个好大学,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本领的。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父母亲居然很痛快的表示同意,只是叮嘱了一句,以后,有机会还是要上大学。可是没有三天,吴康同志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 还是去上大学吧!但是,只能是去复旦,那里需要党员,你去报名准备高考吧!”我当然十分高兴,就去高考报名处拿了表格和学校介绍的材料。我对物理是最感兴趣的,尤其是电子学,当时复旦只有数理系,是将物理和数学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它。因为,我必须考复旦,所以我的第二个系是填的复旦的新闻系,其他如社会系等等都给填上了。经过匆匆忙忙的复习,我居然考得还可以。发榜时,我在数理系12名新生中名列第一。这样我就是1951届复旦大学的学生了。但是与众不同的是,学校还没有开学,组织上就要我立即去复旦党委报到。吴康同志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拿着去复旦。这还只是7月 份,离开学还有两个月呢。原来复旦作为“整党”的试点单位,正在紧张地学习中央文件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抱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进入了一个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环境。我的周围,一下出现了那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和老革命,而一年级新生中的党员只有几个,我的个儿又比较矮小,所以在他们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弟弟。

2.整党学习强化了我的政治信念复旦大学作为试点单位,整党学习从暑期就先行一步进行动员认真学习,一 直进行到年底和春节前后。这确确实实是一场非常深刻的党的宗旨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解放前,许多同志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是觉得不打倒蒋介石就没有自己的出路或者是从朴素的爱国主义而走到一起来了,也有的同志是从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而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革命胜利了,蒋介石也打倒了,新中国也成立了,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干部都已经充分的认识到自己面临的任务有多么的复杂和艰巨。尤其是进城以后,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共产党员需要适应新的形势,迫切地需要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就发表了有名的讲话,赞扬了“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可是,要变成全党同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则还需要对全党进行一次关于党的宗旨和目标以及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深刻教育运动。首先是领导干部层中要坚决抵制“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蜕化变质,对广大农村的党员同志要克服“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党员则是要进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克服自由主义倾向,加强组织纪律性。从而使全体党员能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对我来说,通过整党学习,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补上了一课。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读书和思考,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个人发展自觉地联系起来,使自己进一步坚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胜信念。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是理学院为主,数理系当时只有三个党员,除了我还有4年级的两位老大哥(陈常宜和吴治华)。大家都十分认真地进行讨论,无拘无束的交换认识,诚恳地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不仅提高了对中国前途的认识,而且增进了了解和相互之间的友谊,都表示了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记得只有一位同志(不是复旦,而是另一个学校的)对于继续做一个党员表示缺乏信心,他可能后来被组织上劝告退党了。整党后期,成立了新一届的学生会,金冲及是学生会主席,我和李岚清负责学生会群众文化工作部的工作。李岚清和吴治华都爱唱歌,都有一副好嗓音,每次开大会,多半是他们在台上指挥唱歌。在“登辉堂”或堂前的草地上,上千学生齐声引亢高歌时,歌声随着指挥双手跌荡起伏,其激动人心的场面决不亚于现代歌星晚会。1952年初,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大学生和老师教授中主要是进行“思想改造”的教育,文史法各系的同学也有去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我参加了一段打击贪污分子的“打虎队”,领导我们“打老虎”的是王零同志,他来的时候还穿着部队的干部服,他很会讲演、鼓动,还有新闻系的王中,我们都喜欢听他们作报告,不管是哲学理论,青年修养还是国际国内形势,他们都能抓住我们的思想深入浅出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听了都是心服口服,思想上的问题一扫而光。我们那个时候,能经常听到他们的讲话,可是后来,却越来越少了。

我们数理系一年级共有12名同学,后来又从外系转来了一位女同学,大家相处很好。我记得家住上海的同学有一半还多,外地的同学中,多数来自福建和江苏。我们的这个班在52年夏天的院系调整中,和交大、浙大等大学的物理系合并,正式称为复旦大学物理系。由于国家发展急需人才,他们提前于54年毕业,其中多数同学都分配到了房山原子能所。院系调整刚结束,我被学校提名去报考留苏预备班。经过考试,我和另外两位复旦文学院的女同志被正式录取。1952101日,我们在上海人民广场通宵欢度了国庆三周年庆祝以后,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这是一节专门为去北京留苏预备班的学生挂的硬座车厢,经过48小时的长途旅行,到了北京的前门火车站,我们坐上了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了石驸马大街,原来是北京女子师范中学的校址。对于来自上海的学生,在北京的街道上坐马车简直太兴奋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开始了在北京生活的新历程。

3.留苏预备班的学习生活。195210月初,我们进入留苏预备班,这是我国大量往苏联及东欧派遣留学生的年代。一共大约有30个班,每个班40人左右。有像我这样已经上了一年大学的学生,也有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我被分在22班,班上有上海其他大学来的如同济大学等还有从天津等地来的。主要是由俄罗斯妇女教俄语,直接用俄语讲课,用俄语回答,有一位中国助教。采取强化教育的办法,每天要背多少个单词,必须完成。大家想了各种各样帮助记忆的办法互相交流。譬如俄语“回家”的发音和汉语的“打毛衣”很接近,而俄语的星期天却成了汉语中的“袜子搁在鞋里也”。既好笑又帮助记忆,虽然,功课很紧,但心情愉快。对中国人而言,比较讨厌的是俄语语法中的词尾变化。俄语中的名词有六个格的区分,还有多数、少数,以及阳性、阴性、中性的不同,组合起来词尾的变化是一张复杂的表。相比起来汉语中根本没有“词尾”,语法就简单得多。我们就死背硬记,也闹了不少笑话。但是,大家都有一种为国家建设需要而学习的使命感,所以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一年的强化学习,使我们很快地能看懂俄文报刊,学会了日常会话,为到苏联学习打下了重要的语言基础。

我们在留苏预备班的生活待遇是相当高的。伙食是国家的“中灶”标准。早饭是甜豆浆、稀饭、白面馒头、酱牛肉片、油炸花生和酱菜,午饭和晚饭都是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比我们在家里吃的还好。每人还发相当于现在每月数十元的生活费。冬天了,发给我们全套的新棉袄,这是我第一次穿大棉裤,身上暖洋洋,心里热呼呼的。在我们这些学生娃娃看来,我们简直是到了一个美满的新家庭, 想到不久还要出国留学,真是进入了天堂一样。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北海、长城、天坛、颐和园游玩,增加对祖国美好河山的认识。我们从西直门上火车,到青龙桥,坐上老乡的小毛驴,把我们送到长城脚下。

在这一年中,还对所有学员进行强化的政治教育,我们先后听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报告,刘少奇就给留苏学生做过专门报告。出国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的“怀仁堂”给我们讲话,请我们看京戏,我记得,一册戏是“将相和”,另一册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我当时就想,总理的意思是要我们大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要谦虚谨慎,要讲究团结。对于“孙悟空”的戏,当时我们只知道武打精彩热闹,非常过瘾。那里想到总理是要我们学习“孙大圣”,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勇于创造啊!

临出国前要大家报志愿,我是最喜欢无线电的,想学与电子学有关的科系。这时我在复旦物理系的同学陈常宜,他已经毕业分配到了正在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他邀请我去他的“地球物理实验室”参观。在那里我看到了比我的个儿还高出一头的德国造的重力仪,看到了磁力仪等极为灵敏的各种仪器。他说,现在国家建设急需矿产资源,地球物理探矿正是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全国现在只有三个半物探专家,即顾功叙、翁文波和傅承义(另外那半个,他当时说的是谁,我已经记不确切了),物探仪器中全是电子线路,和你的爱好不矛盾,你就学地球物理吧!这样,我就主动填了地球物理探矿的志愿。我记得,填了以后,有一天,袁文光还来找过我,问我,什么是地球物理?当时,正好上海的科学画报上登了一篇介绍物探的文章,我就介绍他看这篇文章。结果,我们几个都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有用矿物的地球物理勘探”专业。那一年,被送去学习地质学各个学科的学生有好几十位,都是作为地质部派出的留学生,何长工专门把大家召集到地质部,和我们合影,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9539月初,我们这一届留苏预备班的同学,坐上专列,从北京出发,在边境城市满洲里又分两次换乘苏联的国际列车通过苏联的边境城镇奥得堡进入了苏联。我们这一批祖国的幸运儿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三、留苏学习的五年学习生活

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漫长旅行,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大森林、美丽的贝加尔湖、把欧亚大陆划分为两大洲的矮矮的乌拉尔山脉,进入俄罗斯平原,又是森林、田野和河流,我们的列车在一个又一个苏联的工业城市边停留,然后又匆匆的离他们远去。终于我们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目的地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许多俄罗斯老师(绝大部分是女老师)在车站迎接我们,将我们送到全世界享有盛名的包曼工学院(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又按照已经安排好的计划,把我们这一大批中国学生送往各自的学校。我们10个学地质的中国学生,被直接送到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当晚我们就被妥善地安排到自己的宿舍,这是全新的建筑,我们是被接待的第一批学生。我们的宿舍是一人一间,两间一套,共用一个淋浴间和一个卫生间中间还有一个小门厅。每个房间大约有7-8个平米。一个双人沙发,也是床。一口书橱,一张桌子和一个壁橱,用以挂大衣放被褥。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确是最幸运的,我们的生活条件最好。大部分课程就在主楼(主楼共有30层,地质系在第五层)。两座结构对称的宿舍楼与主楼直接相通,高19层,在两座宿舍楼的地下一层各有一个大食堂。小卖部在宿舍楼每隔5-6层 就有一个,可以买到面包香肠和牛奶之类的食用品。每层宿舍楼内有好几处共用的厨房,地下二层有洗衣机和烘干机。总之,一切生活问题,不用出大楼就可以得到解决。这样的学府,真可谓是天下第一了。我在这里度过了整整的五个年头。除了学习各种课程以外,作为一名地质系的学生,我在这五年中较其他专业的同学有更 多的机会去过苏联的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城市、农村、偏远地区的居民,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些都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大不一样。但是,或许正是因为我对过去的俄罗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也帮助我去了解现在的俄罗斯和在许多表象后面的实际情况。这里,我首先讲述一下与学生生活有关的方面。其他方面将在“我的足迹”中关于俄罗斯的部分中来描写。

1.一、二年级时的艰苦学习生活。对于一个刚出国到国外学习的中国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尽快闯过语言关。我们在国内虽然经过了一年的强化俄语训练,已经学会了基本的日常生活会话,看俄文报纸,唱俄罗斯民歌。但这是在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听、说、看、唱。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旦踏上了俄罗斯土地,我们的俄语能力立刻受到了真正的考验。我永远不会忘 记,我在俄罗斯土地上第一次和俄罗斯人用俄语交流时的窘迫情景。当我们的专车刚刚跨过边境,进入俄罗斯以后,我们这一伙住在同一个火车包厢的年轻人,都想试一试自己的俄语能力,大家商量在下一个停靠站时,上站台找个俄罗斯老太买一个冰淇淋,当时我们每个人发了五个卢布作为零用钱,都想活动活动,也活跃活跃 旅途空气。不久,火车进入了下一个停靠站,这是一个农村小站,有卖牛奶的,卖冰淇淋的,我们走过去,鼓起勇气,问她“多少钱一个?”,她叽里咕噜的回了一句话,我们这45个人居然没有一个能听懂是什么意思。我们只好匆匆忙忙地拿出五个卢布,说要买五个,她高高兴兴地找了我们一把零钱,我们赶紧回到火车上,把零钱数了一遍,再计算出冰淇淋的单价,再翻过去理解那老太的话,才恍然大悟,原来按照俄语的习惯,“卢布”这个单词在口语中是省略的。这个实践,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精神压力,使我们这些“不知深浅”的年轻人着实地清醒了一下头脑,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学习生活将远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还记得,我们这十位地质系的中国留学生第一天上课的情景。由于我们是在学校开学以后才到达的,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系办公室,找到了贴课程表的公告栏,找到了教室的具体地点。我记得我的第一课是物理课。但我听完五十分钟的课以后,竟然没有听懂老师一句完整的话,只见得老师在课堂上写了一黑板得数学算式,却不知道他说的究竟是什么!下课后,我赶紧去核对课程表,看看究竟刚才上的是数学还是物理课。其他同学的情况和我也差不多。我们中国学生的到来在班上也是新鲜事。热情的苏联同学,纷纷和我们打招呼,向我们问这问那,互相交换姓名。对我们来说,要记住俄罗斯人的名字确实是一件“高难度”的事。这是因为,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名字、父名和姓氏。一般称呼一个人,如果像中国人的习惯那样,用“老许”、“老王”直接用他的姓氏的话,那将是对他的很不尊重。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只有上级对下级,长官对士兵,在非常严肃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喊。通常是称呼其名字和父名,如“瓦洛加 伊万诺维奇”。在同学之间,亲戚间,则往往简化为称呼他(她)的昵称。如“瓦洛加”可以称呼为“瓦夏”或“瓦洛契卡”。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名字对外国人来说,也很新鲜。首先是发音“奇特”,名字“古怪”。如我这个“许”字,他们就发不出来,“宝文”这个名字,他们也记不住。结果,我们很快地都有了简化的“名字”。我的同学就称呼我为“宝”。我的同学袁文光的“袁”字的发音和俄罗斯的“伊万”相近,所以被称呼为“袁”或“伊万”。我们也乐于大家这样称呼我们。

校方为了帮助我们尽快克服语言困难,给我们加开了两年的“俄语”和“马列主义”课,我们从中受益不小。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俄语都是在跌跌爬爬,在出“洋相”和“闹笑话”中锻炼提高的。中国留学生中凡是胆子大,不怕出“笑话”的,他们的俄语进步就快。怕说错而不敢说,起结果是进步慢。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相差很大,我们经常闹“笑话”。就说吃饭吧,要看明白菜谱,就不简单,我们也为此而吃了不少苦头。一开始,为了尽快弄明白菜谱上每一道菜的真正内涵,我们经常是采取几个人一起,各点一个名称不同的菜。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菜名,大家说,今天我们试试这个。拿上来的是一块肉和一团蔬菜,挺好看的。但是,一吃到嘴里,大家不约而同的叫了起来,原来那是一块,嚼不烂,扯不断,留下一嘴牛奶味的肉。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那是一块母牛的乳房。大家不由自主的捧腹大笑,谁能想到母牛的乳房居然在这里成了一道能 上饭店菜谱的菜呢!?

为了能听懂老师的讲课,我们必须事先将老师要讲的内容,根据教学大纲,提前看一遍。每堂课结束时,老师经常留下一堆参考书目。还要把苏联同学的课堂笔记找来,修正自己的笔记。这两项加起来至少每天要看几十页书,所以在一、二年级时,我们经常是要看到晚上11点,甚至更晚。由于大家都很自觉,知道自己肩膀上的担子的重量,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所以中国留学生的成绩都很优秀。我们留学生的组织也很严密,每天早晨6点起床,到室外进行跑步、体操、打排球等活动。再回来吃早饭,8点就上课,一般是4堂课连续进行直到下午4点,接着就上图书馆。午餐是抢在两堂课之间的休息间隙,随便吃一点,或者到4点以后。晚饭经常要到89点甚至更晚。这样经过两年的奋斗,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语言能力基本适应了学习和生活的需要。中国留学生的努力精神成了俄罗斯老师勉励苏联同学要用功学习时经常引用的例子。在大多数学习科目中,中国留学生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的。当然繁重的学习生活中也充满了乐趣,我们开始学会跳舞,欣赏交响乐,我们参观各种博物馆和莫斯科的名胜古迹,我们深深地为俄罗斯的文化所折服。我们也经常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中学和工厂、农村和俄罗斯人民的中苏友好联谊会。热情的俄罗斯人对刚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解放的中国人充满了好奇和希望,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我们被那种俄罗斯人所独有的表示热情的浪漫气氛紧紧地包围着,让我们感到比在家里还温暖,同时,我们又被他们向我们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各种问题而感到惊讶。他们对中国是那么的不了解。譬如,有多少次,我们被问到“中国人是不是还梳辫子”、“中国女人是不是还缠小脚”、“中国的街上是不是还有人力车”、“中国人是不是抽鸦片”……尽管问这些问题的人没有丝毫有意要侮蔑中国人的意思,但是,我们的心里却实在感到不安。原来中国人在外国人的心眼里竟然是个头带瓜皮帽,留着长发辫,女人是一双小脚,街上都是人力车,到处还在吸鸦片的那样落后、愚昧啊!我们每向他们解释一次,我们就增加一分必须努力学习尽快改变中国面貌的决心。

2.主持国庆5周年招待会和游览俄罗斯的母亲河--伏尔加河。入学不久,大使馆的留学生管理部门通知我,要成立学生会,并且要我担任学生会的副主席。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学习任务实在太重,再要做学生会的工作,心里没有底。但是服从组织分配是我们的铁的纪律,另外,我也没有理由拒绝,所以就答应下来了。不久,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召集大家开了一个成立会,一共有10多位各个学校的留学生组成,他们是谁,主席又是谁,我现在都一点回忆不起来了。只知道管理处是李滔同志负责的,以后又听说钱其琛就是那个时候的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以后又去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但是,当时的主席是谁,我确实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印象中是一个个儿不高的人。这是因为有一天大家应召去使馆开会,在街上偶尔碰到。他看见我那天穿的是一件黑色的布的工作服,没有穿正装西服,也没有系领带,就很认真地批评我,说“有西服不穿,这样上街,是要影响中国留学生的形象的,以后要注意啊!”这几句话,当然是好意,但我总觉得有点过分,也就这样记住了。其实学生会也没有做几件事,就是每年暑假,帮助使馆组织同学参加苏联共青团中央为中国留学生安排的参观旅游活动;遇到重大节日如五一、国庆、十月革命节或者新年什么的,学生会有时就会出头组织一些当时被称为“人民外交活动”的宣传中苏友谊、世界和平和新中国的成就等活动。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1954年我们以中国留学生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一次宏大的国庆招待会。因为1954年是国庆5周年,苏联也很重视,双方商定由中国留学生学生会做东,在莫大大礼堂,邀请各国留学生和苏联青年及各界人士举行国庆招待会。使馆决定由我在会上讲话。各方面致词后,有各国留学生包括苏联学生及中国留学生演出文艺节目。我们的节目,除了郭淑珍(她那时正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的蝴蝶夫人中的那段咏叹调外,就是大合唱了。合唱团的指挥是李德伦,他当时也是在莫斯科学指挥。唱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革命歌曲,譬如,“莫斯科--北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雄赳赳,气昂昂”等抗美援朝的歌曲,当然压轴的就是“东方红”了!郭淑珍的蝴蝶夫人咏叹调是能博得最热烈的掌声的,而大合唱在李德伦的指挥下,总是能达到群情激昂的效果。我的发言稿是个大问题,我进大学和俄罗斯人在一起也就是一年,俄文水平还很低,要在如此正式的场合用 俄文讲演,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只好求助于我的俄文老师,先将我的中文稿自己翻译成俄文,然而请她修饰。经过几个来回,并在她跟前读了几遍,再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朗诵,试讲,前后约有两个多月才算有了一点把握。到了那天,只见人鼎沸扬,大礼堂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中国学生成了大家的注意点,周围是来自欧洲、非洲的青年人。来了不少记者,当他们知道我就是大会的主持人以后,就盯着我,围着我向我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开始时我也很兴奋,不久我就感到厌烦,因为整个大会即将开始,后台有一系列问题需要安排和讨论,我只好快速处理,一挥了之,逃到后台。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如此受到媒体的包围,真是受宠若惊,以后我见到他们就赶紧采取回避的态度了。

就是那年的暑假,我们这几个莫大地质系的中国留学生,被邀参加了苏联团中央为外国留学生组织的坐船旅游伏尔加河的活动。有不少别的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也参加了,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总共一百人左右,大家住在一条古色古香的19世 纪早年的蒸汽船,推动它前进的是处于船身中部左右舷的两个大转轮,就像高尔基和马克吐温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邮轮(前几年,我去美国的新奥尔良,还在码头上看到过类似的船)。这次旅游的路线是从莫斯科出发,向北在雅罗斯拉夫尔,进入伏尔加河,然后一路向西向南,沿着俄罗斯的母亲河,一直到达伏尔加河进入里海 的的入海口阿斯特拉罕。回来时又在新挖掘的伏尔加—顿河运河上走了一段。一去一回,走访了许多历史名城和新兴的工业城市,如列宁的出身地喀山、高尔基城、斯大林格勒等地。每到一处,都要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 或自然博物馆,访问那里的名胜古迹,内容丰富,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二次大战的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我们登上了那个苏联红军殊死搏斗的高地,造访了英雄墓地,在阿斯特拉罕,造访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保尔?科察金博物馆,见到了他的夫人……同时,我们也充分体验了苏联人民对新中国,对毛泽东的无比友好的真挚感情。对我们胜利地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表达了一种与我们一样地无比骄傲和兴奋。关于这段经历我将在以后的游记里进一步写入我的网页。

在这次集 体旅游中,我们很幸运地能和李德伦、郭淑珍、吴祖强等我国著名音乐家一起渡过了半个月的美好时光。他们几位的年龄都要比我们这些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年轻人要大得多。在我们的眼光里,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哥和大姐。因为在船上时间比较富裕,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在甲板上,休息室里围着他们,要他们为大家讲故事。而他 们对我们这些小朋友也非常爱护和关心,耐心地和我们聊天,讲述他们的有趣的经历,尤其是李德伦同志,更是以他的无可比拟的幽默,引得满堂大笑。这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他们讲的故事现在已经记不太准确了,但是他们的人格,神态,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我深深地为他们的艺术成就,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感到无比骄傲。

3.苏联地质教育十分重视野外地质实习。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对地质野外实习十分重视,5年的学习中我们得到了6次实习机会。每次实习都有明确的目的,从一年级的地质认识、测绘到二年级的地质填图,三年级的物探仪器及到野外勘探队的生产实习,和最后的四年级时的毕业设计的野外勘探实习,每次实习都让我得到许多课堂上所不可能取得的知识,真是得益匪浅,终生难忘。

一年级的地质认识实习,是在莫斯科周围的几个典型的地质剖面认识地层。为了认知俄罗斯地台的基本特征,主要是到几个采石场,认识石炭系灰岩同时沿着莫斯科河,看侏罗系地层。每到一处,导师进行讲解,大家进行素描和标本的采集,比较简单。前后十天左右。随后就是测绘实习,那是一场真刀真枪的实习,任务是测绘一幅5000分之一的地形图。从定基点,画图框开始,先用经纬仪,水准仪再用平板仪最后测绘出一张标准的地形图,包括图例,上色和标出等高线等,前后历时约一个月。白天测量纪录,晚上进行计算和 平差,有空就到一间小房间里学习洗胶卷,放大照片,我的照相技术就是从那里开始学起的。这次实习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些安置仪器,校准水平,确定基点,测量高程等基本要领。二年级暑假的地质填图实习地点,是在莫斯科大学在克里米亚半岛辛菲罗波利小镇的实习基地进行的。这个地方很美丽,有悠久的历史,柴依可夫斯基的有名的芭蕾舞剧“巴赫恰沙罗伊泪泉”的故事发生地就在这里。虽然这里天气很热,但能到这里实习,简直是一个梦想。实习基地的领导是一位退伍的大校,他在开营的那天,在操场召集所有近200学生时说的一席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训话,让我开始接触许多苏联社会深层次的民族问题(以后我将有专文陈述)。其实所谓基地也就是几间办公用房,学生都住在附近的集体农庄社员家里。我的房东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几间简易平房,一头奶牛,一片不大的场院,很是幽静,场院里有几棵大树,其中有一棵是高大的草莓树,结满了拇指大的草莓。我经常爬到树上,找到一处可以斜躺着的树干分叉处,一面看书,一面吃草莓,简 直是美不胜收。带我们进行地质实习的是一位中年的俄罗斯女老师。她很严厉,第一次从营地出发时,就下了命令,天再热,路上不要喝水,因为这会对心脏有坏处。但是天气确实很热,大家走了一段路就口渴难忍。我身上带有仁丹,就偷偷地放两粒含在嘴里。我的行为却让她瞧见了,问我,你这是干吗呀!我不好意思的说,这是一种类似中药的东西,可以让你在口渴时感到舒服一点。她听了以后,就问我要了两粒放进嘴里。没有一会儿,她要我将仁丹给每个同学发两粒。我当然特 别高兴,我这些小小的仁丹居然给大家带来了快乐!

按照规范填一幅地质图确实不容易,白天要跑剖面找露头,打标本,写素描,做地质记录……晚上要整理笔记画地质剖面图,尤其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来说,语言障碍还有待克服,心里往往没有底。但是,大多数俄罗斯同学觉得很好玩,一路上打打闹闹,显得十分轻松。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同学尤利?寿科夫,他的绘画、素描都是一流的,而且手也很巧,会捏泥人,搞雕塑,这一次,老师带我们到了一处很典型的地质点,那里是有非常漂亮的微构造现象,从上下关系看无疑是侏罗系地层,但又恰恰是个古生物的盲区,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发现过化石,加以佐证。所以老师在现场宣布,谁要是 能在这里找到化石,就奖励他巧克力。大家到处找啊,找啊,就是没有一点踪影。突然间,尤利拿了一块泥岩石头说,老师,这是化石吗,是叫什么名称啊?老师拿来一瞧,大为高兴,翻开古生物手册,对照图标,煞有其事地说,大概是什么什么吧!?不料,她那里余音未落,同学间就轰然大笑起来。原来,这块化石,是尤利 的手工艺品。这类故事,还有不少,大家每天都嘻嘻哈哈地这样度过。 一个月的实习,对什么是地质工作有了初步的体会。真是幸福啊!这次地质实习结束以后,学校还专门派了一个同学带领我们这十个中国留学生去了一次克里米亚的历史名城也是世界旅游胜地-- 雅尔塔玩了一天。由于没有事先订旅馆,我们只能在海滩边的高处旷地上,以卵石为垫,拿雨衣作为铺盖,凑合了一晚,拍了几张照片后就坐火车回到学校。这次实习使我了解了地质填图的全过程,尽管以后我一直是做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但这些地质工作的基本知识,给了我在工作中与地质家们讨论问题时的共同概念,我十分珍惜这次实习给我带来的知识。

三年级开始,地质大课减少了,专业课份量大大增加。物探专业依次开设了重力、磁法、电法和地震的课程。课程很重,每堂课都是数学物理方程式,但这些课程的逻辑性强,我倒觉得比地质课中那些必须死记硬背的东西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按照规定,三年级暑假期间要有一次物探认知实习和一次实实在在的物探生产实习。 认知实习就是在实习基地,对各种物探仪器进行操作训练,从重力、磁法、电法一直到地震仪,都要实际操作一次。也就是这一次,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一次突然发生的雷击击中了一群正在莫斯科附近进行野外地质实习的中国同学,其中有一人当场死亡,另外几位则被击倒在地。那天我们实习的地方也是暴风雨和雷电大作,帐篷外的电杆也被击倒。高压线在地上茨拉茨拉的冒火花,大家围着看,却不知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的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生产实习则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到一个野外队进行2-3个月的实际物探工作。一般担任操作员助理,或资料解释员,而且是一种带薪的工作。我被分配到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个地震勘探方法研究队当助理操作员。那个时候地球物理所正在研究开发“对比折射法”的应用。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当时苏联的最大油区“杜依玛兹”,这个地区被称为“第二巴库”。油区面积很大,地震队的基地设在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境内。做折射法的地震勘探要求周围的环境噪音越小越好。因此,我们经常是在半夜进行工作,白天休息。仪器车里有两台地震仪,主操作员管理一台,他指挥整个工作流程。我的任务是管好另一台地震仪,这台仪器是用来进行地震波的方位特性的观测的,用以识别主要记录的各个同相轴的波的物理性质,区分它们那些是纵波,哪些是横波。这又是在学校的教科书上所没有的知识。俄罗斯的地震队的工人中,大多数是就地雇用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女的更是多数。晚间工作时,仪器车从土豆地里开过去,汽车轮子就会翻出许多新鲜的土豆,他们生起篝火,烤土豆的香味简直令人嘴馋。我也是第一次尝到烤新鲜土豆的味道,这种味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的这次实习经历,足以让我能独立自主的担当起地震队操作员的责任。我非常满意自己的这次经历,提高了自己今后从事物探工作的自信心。

四年级的学习课程更加专业化,每个同学给以专业定向,我和王桂华同学被分配到电法勘探专业,吴庆鹏和邹厚工被分配到重磁专业,其他3位则在地震专业。到了那年暑假,我的实习地点是全苏石油物探联合体在西部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地电流勘探队。工作地区是鄂毕河两岸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在北极圈以南的“汉堆--芒西”民族的聚居区。 那时,他们依然是渔猎为生,用杉树杆搭成一个圆锥形的框架,用桦树皮作为帐篷布,中间生起篝火,一家人就住在里面,我们只有在河边能碰到他们。夏天河流开冻了,他们在河上拉起一张大网将整个河流切断,鱼群逆流而上就过不去这张网,许多鱼就死在网上,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过来收集。周围是一片死鱼的腥臭味。冬天他们坐在爬犁上,无处不走进行打猎。我们的大地电流队,是依靠安--2水上飞机,将我们运载到剖面点,然后,我们一队四个人,一个是队长,名字叫尤拉,是一个海军退伍兵,会使用收发报机和基地联系,其他三个都是学生,两个是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四年级学生。我们到了工作点以后,我们这几个学生的任务就是铺设电缆,要铺两条互相垂直的,各长500米的电缆,电缆两头接上不极化电极。中间接到示波器上以测量和记录东西和南北方向的大地电流强度,将它和同时在基地的仪器上记录的波形对比,就可以计算出这两个地点的沉积岩的厚度比。这是一种快速简便成本较低的物探手段。我们每天飞机去,飞机回,有时因为太阳活动平静,电流起伏小,就要在野外就地守候,直到 取得满意的记录为止。在原始森林和沼泽地里铺设500米长的电缆线是一件既有趣又有风险的活。主要是不要迷路,另外穿过沼泽地也是很危险的事。有时候地下明明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或者泥浆池,但表面上却结着一层大约5-20公分厚的苔藓植物,就像是一张薄薄的地毯铺在海面上,你背着电线向前走,一不小心就可能踩空了地方掉到里面去。我们都是手里横拿着一根3米 长的树杆,作为护身器具,有时候一脚踩空了,横着的树杆将支撑着你的上半身,然后,再想办法爬起来。这种情况我碰到过多次,都化险为夷了!因为三个人中我的个儿最小体重最轻,遇到这种场合,他们都希望由我去办,我也欣然答应,互相建立起了浓厚的信任感。在这里,我遇到了白夜和看见了奇妙美丽和变幻莫测的北极光。这是我一身中永远不会忘记的。野外工作的技术性不高,其实就是当了三个月的工人,但是,我从秋明到塔包里斯克,又沿着鄂毕河一直向北,几乎进入了北极圈,一路的所见所闻是在莫斯科怎么也经历不到的,也大大地加深了我对前苏联的社会问题的认识。这些我以后再进行叙述,现在还是讨论地质实习的问题。因为河流即将封冻,整个工作在91日前结束,我们也是坐最后一班水上飞机回到秋明。可能是我的实习地区比较敏感,牵涉到勘探区的具体资料,还是因为题目太简单,不符合写毕业论文的要求,学校将我的毕业设计交给了正在研究“大地电磁测深法”的贝尔基切耶夫斯基教授。在他那里我了解了方法原理,仪器结构资料解释等基本原理。这在当时是一门新技术,由于需要高精度和高灵敏度的磁场测量仪器,所以美国和苏 联都在进行研究。我从美国的地球物理杂志上看到美国正在研究铯或铷蒸汽的磁力仪,而俄罗斯则是应用通过电子反馈技术提高灵敏度的无定向磁力仪进行试验,显然是落后了一个时代。我的任务是帮助教授整理野外试验的资料,这样就定下了我的毕业设计的基本内容。现在大地电磁方法已经得到广泛的使用,从基础地质的大地构造的研究一直到油气普查和重大的工程地质评价,但是依然存在着许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这几次实习之外,我们的老师有时候还要我们帮助他们整理和计算一些他们承担的科研课题的资料,通过这些活动,让我们知道物探世界正在发生和发展的事情。所以我们毕业回国参加工作时,就比较适应需要。譬如,我虽然学的是电法勘探,但是我和搞地震的同志也有共同语言。这应该归功于苏联当时的教育制度,而其中让我体会尤其深刻的是,他们对于地质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地质实习,这种实习绝对不是走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到实际中去锻炼。据说,现在我国地质院校的学生实习,除了少数学院之外,许多学校根本就找不到实习的地点,尤其是生产实习更是这样,这真是一个大问题。我衷心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尽快加以改善!

这几次地质实习不仅让我认识了美丽的俄罗斯和许许多多十分奇特的自然景观,譬如原始森林和其中的沼泽地,苔癣植被,马鹿,更有你难以想象的蚊子密度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给以我和普通俄罗斯人民的接触机会,了解在莫斯科的学校里所了解不到的种种情况,让我对当时苏联的社会矛盾有了深一步了解。以前,我对前苏联的了解只是从简单地“一切向老大哥学习”的天真幼稚状态出发的。经过几年的深入才逐步转变为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中国国情实际的学习态度;而实习生活,更让我对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的缺陷和社会腐败问题也有了一些认识;对他们在马列理论上的僵硬教条和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所带来的问题,也有了一些感受;其中对他们的严重民族问题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严重性觉得问题更大,这些将是我以后的回忆中要着重写的。

4.我的莫斯科大学苏联老师。莫斯科大学是苏联的最高学府,也是世界意义的顶级学府,19531958年,我整整地在那里学习生活了5年。关于她的一流校舍,先进的设备我在以后谈到苏联学制时再进行讨论。这里主要是要追记那几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尊敬的老师。因为,决定一个学校的高低的关键因素,就是老师的素质、学问、人品,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校风,这决不是像盖几十层大楼那样可以随便做到,更不是临时聘请几位院士就可以办到的。应该说,我所遇到的莫大教授都是一流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生享用不尽的知识,但是限于篇章,我这里主要突出地追记几位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老师。

第一位我必须记述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地质学的女教授雅库索娃。她的慈祥的面容,身材不高,略显肥胖,对我们这10位 首批来自新中国的学生照顾的无微不至。从她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的诚挚的友情。地质学和数学、物理相比需要掌握更多的俄文词汇。她很清楚这对于刚刚进入俄罗斯社会的中国人是不容易的。因此,经常对我们进行额外的教学辅导。布置俄罗斯同学对我们进行课外的帮助。她的具体的专业是水文工程地质学。在50年代中期,她曾受周总理的邀请,参加一个专家考察团到三峡进行了全面调查。他们回来后,雅库索娃就很认真地将她在中国考察的三峡地质进行详细的论述,她说,“这个划时代的世界级工程,将来需要你们回去效力,我为你们能参加此项工程而骄傲。”她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库区的地质情况,每周用一个晚上,讲了整整一个多月。回想起来,当时她所说的情况,和我们以后进一步详细勘查后的情况基本一致,是我们这些远在国外的学子,了解祖国的建设进度,使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后来,我们虽然没有她的课了,但她依然处处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她不仅是我们的地质学教师,更是我们的朋友和长辈。我们毕业后和她继续保持联系,尽管中苏关系的变化,让这样的师生情谊中断了多年,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取得了联系,直到她去世。

另一位是教我们马列课程的老太太。她是学校为我们特聘的马列课程的课外辅导老师,因为一、二年级时大部分同学的语言都远远没有达到能自由表达的程度,而马列课主要是历史,哲学。而且列宁的文章很不容易读,所以每周有两个晚上,由她帮助我们理解,给我们讲联共党史的历史背景,等等。她是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她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寄予无比的热情和期望。对我们这些来自毛泽东的国家的青年人更是关怀备至。过年过节,总要想些招数让我们不觉得寂寞,还邀请我们去她家,让我们倍感亲切。她用她的一颗诚挚的心,告诉我们不少沙皇时代和苏联社会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马列和辩证唯物主义。她如此真诚地对待我们,我们都尊重她老人家,把她看成是和自己的母亲一样的亲人。

在基础课方面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流的教授。譬如数学老师就是那位著有《高等数学习题集》的基米多维奇契;教我们X普通物理的教授就是那位著有《普通物理实验》的雅科夫列夫,这两本书也都是70年代以前我国高校的通用教材。基米多维奇契上课很认真,数学课经常是两堂课连在一起,课间休息时,他就从衣服兜里取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两块面包夹着香肠,在走廊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吃几口就算中午饭了。每次考试他会很敏锐地在你的回答中发现你的概念上的不确切的地方,三下两下就让你原形毕露。所以大家都很“怕”他。而雅科夫列夫的物理课真是让我别开生面。他的课就是在你面前做物理实验,他的助手操作各种设备,用弧光灯将物理变化的细微末节投影到屏幕上,使整个阶梯教室的每一个人都能看的清清楚楚。讲到低温物理的部分就抬出一个液氮罐,将各样东西放到里面以后在极低温的条件下的物理性质的变化。这些实验的奇妙结果让大家产生了强烈的感官冲动,一个复杂的物理现象就成了一堂生动的演示,更加加深了大家的理解。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理论力学和电工学及电子学的教授,他们讲的课都充满幽默,把一个抽象的概念说的非常清楚,有这么一批高素质的教授,莫斯科大学的教育水平当然是非常突出的,让我永远受益。他们的音容面貌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坎上。

在物探专业方面,更是这样。我们的老师都是当时的全苏最著名的地球物理专家,一流的教授。如物探教研室的主任扎巴洛夫斯基是我们电法勘探课的主要教授,他的著作“电法勘探教程”是这个行业的经典教材。扎巴洛夫斯基当时年已古稀,又是高度近视,每次上课,为了解一个偏微分方程往往要在黑板上写几大板,他平时很严肃,但同时他又是学生的好导师,对大家非常慈祥友善,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又如我们的重力勘探教授费登斯基,他同时又是当时的苏联地质部的物探局的局长,工作极忙,但是他从来没有缺一堂课,一进课堂,先看一看同学记的笔记,然后就接着往下演算,毫不含糊。他对中国学生也非常关注,总要问一问,你们听懂了没有?再继续往下走。我们的一位同学在毕业前举行了婚礼,他亲自出席担任主婚人角色,我们都很感动。我们的地震勘探课的教授就是当时的全苏石油地球物理勘探联合体的负责人波尔什科夫,他体态略胖,但讲课很认真,不时地将一些实际工作中的事例结合进来帮助我们理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物探的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许多现在在所应用的技术,当时根本在书本里是找不到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些老师在专业基础上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让我们在工作中能赶上形势的发展,让我们能始终充满信心,这是我们永远要感谢他们的。其他当然还有许多老师,我也期待我们的校友补充更丰富的故事和资料,这是“中俄”友谊中应该永远记载的一页!

5.我们在莫斯科大学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五年,这正好是我们两个大国关系较好的时期,来访人员比较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毛主席了。那是1957年的事了,正好是个星期天。一早就有人赶来,说是有重要的报告。莫斯科大学礼堂里挤满了学生,台上做报告的是陆定一同志。陆定一是个无锡人,南方口音比较重,怎么也听不清楚,台下是一片嗡嗡声,台上主席台边上的是越来越高的小字条。后来主席说,这些字条说的都是一个内容,就是要求听毛主席给大家讲话,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刚刚起床,要等一会过来,请大家耐心等待。所有的同学一直就耐心地等着。直到下午,也记不起几点了,大家就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等着。一个大礼堂不够,把另一个小礼堂的上下两层统统开放,让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听得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声音。终于毛主席来了,大家沸腾起来了,毛主席他那威武的身影出来了,他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大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你们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结果这几句话,大家费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听懂。急得毛主席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大家听明白,他还回过头去问主席台上的人,他又尝试用英文“world”来说明,他着急了说“世界,就是那个世界么!” 最后,他想起来,说“世界、世界就是那个‘米尔’”《“米尔”,俄语‘世界’的发音》才向大家说明白。这个很有意思的开场白,使整个会场兴奋起来。现在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了,但想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毛主席说完以后,又到小礼堂去和那里的学生见面,以后又到学生宿舍参观。毛主席的这次接见,已经有多次报导, 但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当然,这次会见还有一些插曲,看上去毛主席他老人家情绪很好,说了许多题外的话,这些话在这里就不再提它了。这一段我已经讲了不少次,因为毛主席我们能如此近而且直接听到他对我们的指示,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宋庆龄副主席也是同一个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大学的,不过是另一个时间,我记得这次是在小礼堂,和她一起的是妇女界的同志,我记得好像有周小燕一起,结果当然大家请她演唱,她的高昂的声音使整个礼堂都沸腾起来,为之一振。周总理是在一次学校给他发名誉博士的大会来到学校的。周总理的演讲风度令许多人为之倾倒。我记得当时有一些西欧的女学生也参加了大会,会议结束时有一些俄罗斯女学生为她们的穿戴提出意见,意思是不应该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裤子去出席。可见俄罗斯女青年对周总理的重视达到了如此地步。朱德副主席是在一次单独的参观中来到莫斯科大学的。我们中国学生在学校的走道里夹道欢迎他。在我们学校还可以遇到不同的人,如空战英雄张积惠等等。至于学术性的大会、讲座更是不计其数。我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能够到这样的高等学府学习真是我的十二万分的幸运啊!

(节选自许宝文《我的一生》。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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