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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许宝文《我的一生》连载一)
2016-10-17 | 作者: 许宝文 | 来源: 国土资源部机关离休干部 | 【 】【打印】【关闭

    :近期,83岁高龄的部机关离休干部许宝文撰写完成《我的一生》。全书分为序言、我的童年、我的学生生活、我参加地质工作后的片断回忆和故事、关于我国海洋物探的我所经历的一些有趣的事、从大庆突破到华北油田的突破及以后的一系列的突破、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江汉平原的找油、参加江苏石油会战到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的一个负责人、我所经历的东海与塔里木的突破、我作为地矿部副总工程师的时刻、在外事局长的岗位上、中国的煤层气事业、与老同志一起学习电脑等13个部分,共约5.3万字,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经许老本人同意,“情燃桑榆”网站将陆续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也诚挚欢迎我部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积极撰写生平和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我出生在上海,那是1933418。上海是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当时的世界强国在上海都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其中英国的租界面积最大,最繁华。法国的租界也不少,日本的租界在苏州河以北。我的出生地点就是在上海万航渡路乌鲁木齐路口的一个被称为三义坊”38号的一所三层楼的里弄房屋内。这条弄堂(北京人称为胡同)在30年代时在上海尚属中等以上人士的居住楼舍。它处于商业区(英国租界静安区)和中国管辖区的交界处的中国地界一侧。它的西面是一条臭水沟(金家巷,上世纪50年代已经填平称为新闸路)。隔沟相望,是一大片破败不堪的茅草屋,都是当时从苏北和外地来上海打工的贫苦人家的住处。另一侧则是当时被称为极斯斐尔路的柏油大马路。这里,交通方便,有公共汽车和有轨无轨电车,可直达南京路外滩,也可以从乌鲁木齐路(当时的名称是地丰路)向南走,要不了十分钟,穿过英国租界就可以到达延安西路(当时的名字是福熙路)的法国租界。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使我从小就看到人间的贫富差异。里弄里的住户中间,也有少数拥有小汽车的有钱人家,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臭水沟那边的穷人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听我母亲和大哥说,我们原来是住在闸北的中国地界内的,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上海的闸北地区后,我父亲才举家迁到这里的。那时候我的父亲在捷克驻上海的公使馆工作,薪水较高,生活还比较宽裕,所以有可能住在这个地方。我出生后,给我取名为宝文,字是我们这一辈的排行字,加上字就成了我的全名。当时,我们家连我共两个男孩,大哥的名字是宝昌。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名字叫宝如。这样我们是三兄妹。据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先后一共生了七胎,我大哥是第二胎,我是第六胎。第一个是女的长到好几岁,得了传染病死了。她一直为此而感到很难过。其他第三、四、五也都先后夭折了。所以我和大哥的岁数相差比较大,达八岁之多。我和宝如的岁数相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兄妹关系比较融洽,大的让小的,小的对自己的兄长看作先生一样,比较尊敬。我们兄妹之间从来没有吵过嘴,红过脸的事。

        我小时候在家里是很得大人的宠爱的。三、四岁就开始学方块字,是由我的姑姑教我的。她的命运很不幸,她的丈夫(顾友仁),是一个能闯天下的人,据说20年代时,曾只身下南洋、去欧洲,后来在新加坡做事,日本军队到了那里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日本侵略军在那里杀了很多很多无辜的百姓,我国有名的作家郁达夫就是在那个时候惨遭残杀的。他也很有可能遇难了。姑姑的女儿也在十几岁时死于肾病,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就长期住在我们家。她上过新学堂,念过一点书,会几句英文,是我的启蒙老师。有她的用心教育,我的认字的速度较快,她当然也高兴,就在客人面前称赞我,说我是怎么怎么的聪明。她又教我背唐诗,念英文。我现在还记得,我从四岁起就能用英语从数到一百。当我在客人面前用英语熟练地念完这一百个数以后,往往可以赢得一片惊叹声。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算她老人家了。可惜我对于那些唐诗只是会背,而不解其意。所以,很快就忘掉了。惭愧的是,我以后在背唐诗上也很少下功夫,所以至今,我能完完整整背出来的唐诗真没有几首。我学古文的时间虽然不晚,但效果很差。以后又只是对技术感兴趣,没有抓紧时间进行文学修养方面的补课,所以我的文笔功夫较差,古文底子不厚,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说来好笑,作为一个男孩子,我学的第一本教科书却是一本名为女子读本的石印的线装书。姑姑告诉我,这本书是我爷爷亲自编的,是他在清末时作为提倡新学,鼓励妇女上学的产物。我记得这本书的第一课,就是诗经里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第二课讲的就是我们祖籍浙江上虞的一个名为曹娥的孝女舍身投江救父的故事,这条江后来就被命名为曹娥江。一直到现在人们都纪念她,在江边设立了庙宇,有她的墓和各代帝王及名人的题词。我想,因为我们许家的祖籍是上虞,所以我爷爷自然就把曹女投江救父的故事作为女子读本的重要内容了。

 由于我在家里受教育较早,在上小学前就可以认识报纸上的许多字(尽管我当时并不懂这些文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的姑姑就认为我可以跳过一年级,直接上二年级。但是,在入学考试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对付考试,连老师叫到我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应该站起来答应,什么也说不出来,也就没有被录取。我就只好按部就班的作为一年级新生,进了离开我们家比较近的一所由英国租界当局办的比较正规的公立学校。这学校的校舍,教室,操场设备比较齐全。但是我没有能读完一年级,就因为我父亲没有向英租界当局纳税而不能继续在这所学校读书了。我父亲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认为,我们住的是中国政府管理的地区,理应向中国政府纳税,租界当局则认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在他们管辖的范围之内。这在上海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所谓越界筑路的纠纷。从地界而言,我们家的地权当然是不在租界范围之内,但是英国政府却把路修到租界外面,深入到中国地界以内相当远的地方。这些路都由英国人取名,如极斯斐尔路就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名字。英国政府,强词夺理地说,路是我修的,在这些路的两侧的居民及商家应该向他们纳税,简直无理之尤。这件事中国政府当然不答应,我父亲当然也不会去向他们交税,我也就被取消了在这所学校读书的可能。后来,我就转到一个由中国人办的小学继续读书。这所小学也很不错,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我的大哥、妹妹、我的几位叔叔也都是在这所小学读书或毕业的。小学的名字是静安小学就在上海有名的佛教寺庙静安寺后面。现在还是静安区的一所知名的学校。

 这所学校有佛教的背景。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教的重要节日,就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称为浴佛节。这一天,别的学校都不放假,静安小学却要放假一天,还要学生进静安寺大殿进行参观。 “浴佛节那几天在静安寺周围有传统的庙会,各种吃的、用的主要是民间的手工艺品,琳琅满目,也是我们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信徒们则是在那天清晨,挤在庙门口,争着去向菩萨上第一柱香,表示自己的虔诚信念,求菩萨保护他好运和平安。这所小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除了体育课,还有武术课,教学生一些基本的中国武术的套路和基本步法。我也从三年级起学到五年级,学了燕青拳狄青拳长拳等几套拳术。虽然现在已经忘了,但一些基本步法,还可以说得出来,做个比划。这是因为,这位武术教师对我们十分严格,期末考试如果不及格,就得打手心,用一条足有两公分厚的戒尺,重重的打十下。我们男孩子一般都能通过,但多数女同学却逃不过这一关。这位武术老师生活很艰难,他在一次期末考试前夕,突然脑溢血病故。家里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老师和学生都捐了款。他死后,武术课也停了。由于我姑姑和我母亲的督促,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是好的,经常是班上的前三名。那时候家庭作业也不多,倒是我姑姑留的作业是非要做完不可的。最重要的作业是写毛笔字。每天必须写三行小楷(大约70个字),大楷三页(每页9个或16个字)。由于小时候对我的严格要求,我的毛笔字总算有一些基础。但是,我有手发抖的毛病,所以字也写得不好。家里对我管得较严,放学后是不许可和里弄里的小朋友玩的,也不许我们看连环画,因为那个时候的连环画的内容都不健康,是给那些不识字的大人看的,不象现在的专门给儿童看的小人书那样。所以,我就只好找小说读。或者随着大人们一起玩。我父亲和叔叔们喜欢斗蟋蟀,我就帮他们运送蟋蟀罐,给蟋蟀洗澡,喂蟋蟀吃饭等等。我姑姑喜欢打麻将,我就站在她背后,帮她出主意。七八岁以后,和我父亲一起打羽毛球玩。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童年生活远远没有现在的儿童们那样的丰富多彩,难得去一次公园,主要是去看猴子,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

        如果把中学以前的时间作为我的童年,把从初中开始的时间作为我的少年,把高中做为青年的开始。那么我的童年时期就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那段时间,也就是到我十二岁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从1937八·一三日本军队侵占上海起,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为止,我们称为是沦陷时期,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就是在上海沦陷区生活,也就是当了八年的亡国奴。但是在1941128珍珠港事变前,上海市内还有一部分英美和法国的租界地,这些地方,日本军队当时还没有能进去。我们的家是在沦陷区,我的小学却是在租界内,我父亲的工作地点,是要穿过租界进入日本地界,必须要穿过两处用铁丝网组成的封锁线,进出口的地方,由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把守。他们怕有人拿武器或炸弹袭击他们,所以经过时,中国人都必须将手放在外面,戴帽子的还必须把帽子脱下,一方面表示帽子里面没有藏东西,还有一方面则有向日本占领军表示敬意的意思。如果谁不注意,忘记了把手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就要受到日本兵的训斥,他们的吼声足以使你胆战心惊,如果你还是不理睬,继续走你的路,你就会听到子弹上膛的金属撞击声,接下去可能就让你命归西天。经过日本兵把守的岗哨,中国人必须脱帽,实在是对中国人人格的极大的侮辱。因此,我父亲就从此出外不戴帽子。要知道,上海的冬天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冷的,经常在零度以下,但是我的父亲宁可挨冻也不愿意在日本兵面前脱帽,这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的无声的抗议,是当时沦陷区内普通老百姓唯一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的办法了。当然有一批爱国人士和学生青年纷纷跟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抗战区,有的参了军,也有的参加了抗日的地下活动。我记得,当时我大哥也闹着要去抗战区,不愿意在沦陷区当亡国奴。但是我的父母亲不同意,他也没有办法。比我大哥年龄大几岁的我的一位堂叔叔(就是那位现在在甘肃酒泉工作的叔叔),就背着家人参加了国民党的抗日的地下工作。后来,他们的活动被日本人发现了,被日本宪兵和汉奸汪精卫的人抓进了监狱,吃了好多苦头。后来虽然人是被放出来了,但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在我们眼睛里却是一位英雄好汉。

 我的叔祖父许啸天(我祖父的亲弟弟)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人士。他是一位作家,写言情小说为主,也写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因为他是坚定的抗日派,发表了不少抗日的言论而遭到日本流氓的恐吓。他收到一封信里面附有一颗手枪子弹。当然他是不会就此罢休的。相反,他更加积极的参与抗日的各项活动。我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出去,在静安市电车站上拿到一张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事取得胜利的号外,他非常激动,当场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要我也大声唱,引起了在车站上等车的人都唱了起来,进入电车以后还继续唱,同车的乘客也一起和我们唱。这种场景在我只有四岁的幼小的心坎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日本人进来了,他们就跟着国民党军队跑到了江西吉安,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上海。他们辛辛苦苦的为了抗日,为了不当亡国奴而到处奔跑、流浪,在我们生活在沦陷区的百姓眼里都是一些勇敢的、值得人们尊敬的人。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兵将租界地也全部占领,所有的外国人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他们的手臂上必须佩带标志自己是那个国家的人的袖章,美国人是“A”,英国人是“B”,犹太人是“J”,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简直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他们完全失去了自由,只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可以不定期的向他们送东西。有一个集中营离开我们的家很近,战争前是英国人的兵营,我们可以透过铁皮墙的小洞看见他们无奈地躺在操场上晒太阳,虽然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强不了多少,但毕竟我们还可以回家,逛马路,上学,所以我们都很同情他们。

 我小的时候,上海的租界里还可以看到各种式样的外国占领军和外国警察。在英国租界里有两种英国士兵。一种是穿着裙子,身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飘带,头上戴着拿坡伦时代两头尖尖上翘的帽子的苏格兰士兵,他们都被用在重要的政府机关门前站岗,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种摆设。另一种是印度士兵。他们都是体格魁梧,头上包着白色的头布,因为骑着高头大马,更加显得高大,而且腰上别着大刀,手里拿着步枪,让人们看了他就感到害怕。所以,我从小就听大人对不听话的孩子说:你再不听话,印度阿三(老百姓叫印度巡捕的称呼)就来抓你了!”  法国警察也有两种,一种是戴着贝雷帽,穿着制服的法国人,他们的服饰和现在在电影里看见的巴黎警察几乎一样。另一钟是越南人,因为他们的肤色与白种人明显不一样,所以很好区别,大家称呼他们是安南巡捕(安南就是越南在全国解放前的称呼)。当然,在虹口的日本租界里还有日本兵和他们雇佣的朝鲜人,我们称他们高丽棒子。这些被主子们从殖民地雇佣来的警察,尽管他们也是被压迫的人,但在对付中国人方面,有时候却比他们的主子还要凶恶。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中国是个受欺负,受外国人压迫的国家。我们亲眼看见成群结队的日本兵在上海街上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周围的中国人是那么忍气吞声地受人摆弄。但是,用武力压迫是不得人心的,有不少爱国人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舍身投入到反抗日本的斗争。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弄堂口就发生过一起暗杀日本军官的事件。那是一个下午,人们正在米店门口排队买户口米。由于米少人多,秩序很乱,许多人一早甚至连夜去排队,有人在人们的衣服上用粉笔写上号码,但是人是那么的多,互相挤来挤去,一般的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卖米的柜台的。就在这种混乱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路过这里,地下抗日分子就趁机下手,把这个该死的日本侵略军军官打死了。一时人群大乱,刺客也混在人群中逃跑了。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人无不拍手叫好。可日本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没处去抓刺客,就一口咬定,此刻就在我们这片居民区内,下命令进行封锁。来了一些日本军官,和大批汉奸汪精卫政府的伪军士兵,把我们这个小区包括比邻的商店团团包围起来,不准我们任何人出入,要我们交出凶手。居民们到那里去买米买菜呢?有钱人家还有一点物资底子,多数人家的吃喝生活都成了问题。当然绝对的封锁是办不到的。因为具体执行封锁任务的都是伪军士兵,他们也是中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去给汉奸汪精卫当兵卖命的。所以,有不少居民的亲戚冒着风险通过篱笆上的小洞送东西进来。伪军看见了也马马虎虎,或者塞给他一点小钱,他就眼开眼闭,不于干涉了。小贩也偷偷摸摸地卖烧饼、蔬菜、酱油等,就是价格猛涨,大家喊苦不迭。更倒霉的是沿街的那一排商店老板,一天不能做买卖,就要亏一天的本。我们就这样地被封锁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那些老板向汉奸们送了一些金条才解除了这莫名其妙的封锁。当然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因为老板们的金条还是要从他们身上赚回去的。不过,通过这件事,也使我们大家小小的出了一口气,看到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把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有近六十年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但是每当我回想起那段做亡国奴的日子,心里总是非常的感叹。中国!你要更加强大才能在世界上真正站住脚啊!

 说说我童年的生活情况吧。说到生活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我上小学前,我家里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是比较好的。由于我父亲在捷克驻上海的公使馆当雇员,月薪较高,生活比较宽裕。家里有冰箱,不是现在这种用电致冷的电冰箱,而是每天要将人造冰块放到箱子里去的保冷箱,实际上就是你们去野餐是用的Cooler,不过它是固定式的,一米多高,截面积有半个平方米那么大。我们那时候,夏天买西瓜是用担子挑进来的,堆在墙角里。在那些年,我是可以经常吃到巧克力糖的。那些年份,我们家还有长期雇佣的保姆,是个绍兴老妈子,她还带着一个在上海纱厂当女工的女儿一起住在我们家里。但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捷克被希特勒德国并吞以后,使馆关闭,我父亲失业。家里的生活水平立刻明显下降。首先,雇佣的保姆无法继续聘用了,但她们母女两在我们家生活多年,而且女儿还在工厂打工,所以还继续在我们家又住了一段时间才回到农村去的。父亲后来经朋友介绍在上海茂昌蛋业冷藏公司(日本人进来以后改名为扬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时家里的生活还可以维持,以后,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珍珠港事变后,整个商业凋零,物价上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我记得蛋厂还用发鸡蛋和蛋制品来抵职工的工资。开始时,发鲜鸡蛋,以后变成发鸡蛋粉。为了维持生活,我大哥不得不停止了他的大学学习,在我父亲工作的地方找了一个实习生的位置,工资很低,但也有一份鸡蛋补贴。在这几年的日子里,这些鸡蛋成了我们家非常重要的营养品了。吃肉成了偶然的事了,难得买一些,也主要是给我父亲吃的。到了1944年以后,生活越来越艰难,简直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了。首先是没有大米了,战争的环境下,上海买不到大米。日本占领军和汪精卫汉奸政府尽管发了一大堆户口粮油的购买凭证,但是,是难得兑现的。买来的所谓户口米也是些杂草和小石子占了相当一部分,不进行仔细地分拣是无法下咽的。我的母亲、姑姑都要把这些买来的米,放在玻璃台面上,在阳光下用镊子一颗一颗的把米里掺杂的草子、石子、小虫子挑出来。我也不时的参加过这种乏味但又不得不做的事。那个时候我们家有7口人每天怎么也得吃5-6斤米,要我们一颗一颗的把所有这些米清理一遍,这该费上多少功夫啊!可是为了吃饭,不愿意也不行啊!可就是这种无法下咽的粮食的供应,也是得不到保证的。为了有大米吃,我母亲冒着极大的风险,到上海的郊区去背米。所谓背米,就是要通过日本军队把守的封锁线,在农民处或米贩子那里买到大米,再将大米偷偷的放在篮子里或像穿棉衣那样将它们运进来。从我们家穿过封锁线少说也有大概十公里的路。我母亲一早出去,中午才能回家,如果遇到日本兵,后果就恐怕难以预料了。你们都看过四世同堂的电影,里面不就是有因为过封锁线而被日本兵开枪打死的镜头吗?我看到那里,就会自然地想起我母亲背米的故事。所以,我们所有生活在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天天盼望早点打败日本人,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快点回来,把大家从这种苦难的日子里解救出来。

 在这样动荡不安,生活没有基本保障的社会中,能活下来就不错了,那里还能讲究什么生活质量。我从小身体就比较虚弱多病。听我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就得了脐带风。就是肚脐眼那里发炎,流脓。好不容易收口了,这条小命才算活了下来。那个时代妇女生孩子多半是在家里进行的。条件好一些的,请一位妇产士来家里接生。条件差的,请那些接生婆来做,当然卫生条件是难以像在医院里那样得到保证的。因此,婴儿死亡率就很高。还有一次,是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是一个夏天,我得了痢疾,病得很厉害,吃了不少药,还是不行,差一点没了命。最后是请了一位西医,给我打了痢疾血清针,才算有了起色。那位大夫郑重地对我的父母亲说,要我终身记住,我的身上用过牛的痢疾血清,以后要是又要打什么血清针剂的话,一定要向大夫说明,以防发生不良的反应。我母亲对他十分感激,因为那几天上海下大雨,我们住的弄堂里积水达半米多深。大夫进不来,是请了一位人力车夫趟着水,将他背进来的。我还生过不少其他较为严重的病,如百日咳,猩红热等。我至今还记得一件发生在我身上和生病吃药有关的趣事。有一天晚上,我咳嗽得挺厉害,我母亲记得家里还存有半瓶没有喝完的咳嗽药水。她拿了这瓶药水,让我喝了一小勺,我刚喝完,她就大叫起来,原来她拿错了药瓶了,这个瓶子外貌一样,但是里面装的是花露水,是用于治蚊虫咬的。她这一叫,我也感到这药水和咳嗽药水的味道不一样。花露水的主要成分是酒精,我喝了以后,立刻脸上变得通红,这就使得我父母亲更加着慌,要我一杯接着一杯的喝白开水,一连喝了好几杯,见我没有什么更多的不舒服,才重新躺下睡觉。从此以后,我们对药瓶就特别注意,千万别弄混了,否则是要出大乱子的。我的身体虽然多病,但是还是活下来了,比起那些赤贫人家的孩子,我还是十分幸运的。那个年代的中国和现在那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差不多。每到冬天,一场寒流过后,你可以在上海的大街上看见一个个冻死的人,我多次亲眼看见在我们家后门的垃圾箱边上放着用破凉席卷着的死孩子。你们都看过的张乐平画的连环画三毛就是当时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的初中阶段对我后来的一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一点现在回想起来尤其如此,但在当时,我并没有觉得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对我的后来有这么重要的意义。一切是那么自然和必然的发生和结束了。其实,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罢了。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走的第一步路的方向往往已经决定了你要走的第二步路的方向。不过,当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的时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但一旦你开始懂事,并且你开始自己独立思考和决定问题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可是,事后你才会感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尤其到了老年,更会为当年所做的事感到高兴或者后悔,是既额手庆幸但又略有遗憾,总之,是百感交集,难舍难忘啊!

 19452月,我从上海的静安小学毕业。因为我进小学时是上的春季班,所以毕业的时候正值寒假,过春节的时候。但是,当时的中学是没有春季班,所以我就跳了半年,直接上了初一的下半学期。由于是插班跳级,可以选择的学校不多,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很艰难,所以就进了离我家较近的一所私立的学校交通中学。这是一家在上海被称为弄堂学校的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学校。整个学校初高中六个年级,可能有八个或十个班。也就是全校只有10个教室,几间办公室。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图书馆。学校的底面积不到一亩地,两座三层楼的楼房中间200平米的空地上放了几张乒乓球桌子。没有绿地,没有操场。上体育课是在公园里进行的。离学校300米处有一个胶州公园,公园里主要是一个足球场和两排木制看台,坐满了可以容纳2000~3000个观众。每逢球赛,我们这些学生就从公园篱笆墙的小洞中钻进去看球赛。

 我进交通中学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学校里还有日文课(小学4年级起就规定要读日文)。但同学们都在日文课堂上瞎闹。那时侯日本军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东京已经遭到美国飞机轰炸,上海也是几乎天天中午时分有美军的B-29型轰炸机来轰炸。我们一听到空袭警报叫,就赶紧到室外看飞机。只见四个发动机的B-29飞在万米上空,日本军队的高射炮火根本够不着它。飞机对日本炮火毫不躲闪,从从容容地瞄准目标进行投弹。因为上海的重要目标大多是英、美、法国的财产。所以飞机小心翼翼的从不乱炸。他们主要是封锁长江口,不让日本军舰出入。那个时候日本军舰已经快打光了,就想把在上海的一些外国船修好后,装上军需品开往日本,结果多数在长江口就被美国飞机炸沉了。在珍珠港事变时,上海有一条豪华邮轮,好像叫伊丽莎白女皇号的,因为不愿意向日本兵投降,就将底水门打开后,自沉在黄浦江中,我们每次路过外滩都可以看见那个庞然大物底朝天的躺在那里。1944年日本人想了好多办法终于将它翻过身来,他们将外滩边上的几座大楼当作基桩,用极粗的钢缆将大楼团团捆住,另一头绑在大船身上,用大绞车慢慢地绞。可是这条船刚刚修好,第一次出航就被B-29炸掉了。所以,大家都看到日本人的日子不长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念什么日文呢?尽管没有好好学,但是,我现在还是可以说出几个单词来。1983年,我作为地矿部的石油代表团中的一员,到日本去了有10天吧,和日本人开玩笑的时候,还用了几次,我对他们说,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愿意学日文,现在要再学,年纪大了,不行了。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我现在一念日文,就会回想起当时日本侵略军欺负我们的情景,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真是不堪回首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晚上,消息传来,整个上海都沸腾了,那些从集中营里放出来的外国侨民,在十三层楼(即现在的上海锦江饭店)大马路上又唱歌又跳舞的狂欢了一整夜。中国老百姓见了面都高兴地相互祝贺,说和平了,和平了,大家都对以后的生活又充满了新希望。那年,我刚满12岁,刚刚从小学毕业,进入初中。我们小孩子们更是对未来充满了幻想。我们迫切地等待国民党军队快点到来。一天上午,我终于看见了那么多的美国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三三编队,四、五个小队一批,一批接一批地飞了有几十分钟,飞机翅膀下面的圆圈中的白五角星的美国空军标志是那么的清楚。美国人来了,日本人滚了,我们希望日子将很快地好起来。不久美国匆匆忙忙地用那么多的飞机将蒋介石的政府军运到上海。那个时候,我们沦陷区的老百姓都像欢迎英雄那样,欢迎他们。希望从此以后,再也不当亡国奴了,生活也会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大家都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可是,不到三个月,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大家大失所望。首先,老百姓看见的是,来了一批抢夺财产的强盗。他们到处贴封条,把一切他们认为需要掠夺的地方,统统宣布为敌伪资产。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贴、国民党贴、宪兵队贴、法院贴,往往一个大门上是封条加封条。他们当时抢的是五子,即房子、车子、条子(金条)、票子(钱和美金等现钞)、女子。老百姓讽刺他们,说这些人是五子登科了,也就是暴发了。更可气的是,原来那些帮助汉奸汪精卫办事,一贯欺压老百姓的地痞流氓,也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地下救国军,而且变本加厉的欺负百姓。因为,他们比那些从重庆来的接收大员更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一家是有钱的,那一家是可以敲竹杠的。这些人都是上海的黑帮分子,老百姓见了都害怕。再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只知道抢财富,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工厂都被贴了封条,关了门,工人失业,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还糟糕。

 我父亲的公司也关了门,他也失业了。我们家就此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千方百计找工作,向他所认识的朋友,当时是国民党政府里的要员的那些人,写了那么多的亲笔信,都是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毛笔字,一张又一张的写,有一个字没有写好,就整张再写。他是一个最讨厌溜须拍马的人,现在由于生活所逼,也要写这些带有肉麻字句的信,简直是让他烦恼得要命。这一段,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经常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有时候甚至整天躺在床上不起来。我母亲在这一段时间里,真是受了不少冤枉气,我经常看到她背着大家掉眼泪。一家人家,生活没有了着落,家里的忧愁气氛可想而知。好在一家人都互相理解。我们也知道要过苦日子了,那能再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呢。最要紧的事,就是让我们这三个孩子继续上学读书的事了。我妹妹上小学,花的钱还不多,我上中学的学费则是考上了社会上的叔萍公奖学金,我大哥上大学更是东凑西借。这样的日子大概有半年还多。最后是将我们家的三层楼的房子顶给别人,得了十两(十六两为一斤的小两)黄金。靠这些钱结结巴巴的渡过了这一关。后来,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给父亲介绍到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我们家的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日本人投降了,那些日本侨民也是像一批没了娘的孩子,等候着有船将他们送回日本去。他们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到街上去卖。当时日本侨民主要都集中在过去的日本租界,就是现在的虹口区,北四川路一带。那里到处是慌慌张张的日本人的摊位。我记得我父亲也到那里去过一次,买了一个外观像骆驼的瓷质茶壶,还有一本画册什么的。这个茶壶我们一直用了很久很久,大家都很喜欢它。  日本人走了,美国兵带着国民党来了。满街都成了倒卖美国军用物资的地方,学校里也向学生推销,主要是美国兵的口粮。一盒,一盒的上面写着“DINNER”“SUPPER” “BREAKFAST”。每盒的内容差不多,一个扁平的火腿蛋罐头,一小包压缩饼干,几块口香糖,一小包用来冲饮料的柠檬粉,有时候还可以碰上一块硬巧克力,这时我们最喜欢要的东西。这些本来是美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战争结束了,这些军用物资都成了处理品了。如果运回美国,运费会很贵,连本钱都不够。所以,美国政府就作为援助中华民国的东西了。这些东西又被国民党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卖给商家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倒把者,他们又拿到街上卖给老百姓。这里面什么都有,包括大批破旧的GMC的十轮大卡车,各种大大小小的JEEP车,美国兵的迷彩军服,大皮靴……总之是什么多有。还有大批的美国货,当时大家认为最神奇的新产品是圆珠笔和尼龙丝袜。圆珠笔是后来的科学名称,那个时候的名字是原子笔,因为,美国人用原子弹打败了日本,原子成了最时髦的名称了。而圆珠笔可以写在玻璃上,可以在水里写,更是非原子莫属了。尼龙丝袜是透明的,那么薄,还那么结实,真是大家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更是对美国的武器发生了兴趣。什么卡宾枪,汤姆生全自动连发步枪,还有机关枪、手榴弹、火箭筒等等。我还对那些无线电设备发生了兴趣。我可以在上海的一些旧货市场上买到很便宜的无线电零件。像什么美国军用雷达上用的最先进的真空管,一块银元可以抓一把。随着美国人的来到,黄浦江上停泊了许多美国军舰,有的上面还有飞机。美国水兵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怀里还抱着一个中国女郎。我们称这些为了生活而走上这条道路的女人为吉普女郎。这样的情景在我这个小小的脑袋里是难以理解和消化的。我的问题很多很多,希望有人给我讲讲明白。其实,大人们也在为这些问题伤脑筋,每天晚上吃完饭,我父亲和我的那位刚从江西抗日回来的叔祖父许啸天——他是每次聊天的主角,我的表叔查子森(他们一家因为战争,逃难到上海,就住在我们的楼下),我的大哥,我以及所有住在那座楼里的人都是热心的参加者。在这样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许许多多我不了解的事,我开始听说有共产党,有毛泽东和朱德。但是,当时我的脑袋里主要是蒋介石,是美国人,是大名鼎鼎的罗斯福总统,是美国人的原子弹。

 19451225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圣诞节。就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几个美国兵在北京东单广场的体育场,将北大的女大学生沈崇强暴了。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那样在全国青年学生中爆炸了。我的脑袋里的天平一下就向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的那边倾斜过去了。

(节选自许宝文《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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